回归法理学理想的精神家园
——读周永坤著《论自由的法律》

高军
（江苏常州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常州 213001）


中国法学是近代以降西学东渐的产物，经晚清沈家本、伍庭芳及民国时期东吴、朝阳诸法律先贤筚路蓝缕，始初呈一派蔚然之气象，然终因历史变革之缘故而学脉中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阶级斗争为纲”笼罩下的法律彻底沦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甚至法学专业一度曾被取消，至于法理学更成了论证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合理性的工具。改革开放后，法学界尤其法理学界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批判阶级斗争法学，破除“左”的法学教条主义，在废墟之上重建法学学科。作为改革开放后诞生的第一批法学家中的翘楚，周永坤教授秉承东吴法律传统，一直以无畏的理论勇气、犀利的批判精神、卓越的学术见地、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而特立独行于学界。最近，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永坤教授的《论自由的法律》，这是作者从事法理学研究二十多年的一个学术总结，她不同于一般的论文集，而是按照一定的中心予以组织，浑然自成体系的一部学术专著。
阅读这部著作，可以发现，这是一部见证改革开放后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体现作者追求自由、平等与人的全面解放的学术心路历程的专著。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法理学研究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批判法理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
新中国的法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患上了严重的“从理论出发”的教条主义症，它使法学脱离了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轨道，而只知道从所谓的经典中机械地寻章摘句，最终沦为语录的拼凑和意识形态的打手。法理学研究要取得发展，必须全面清除教条主义的影响。作者从投身法理学研究领域的那一天起，即对法律教条主义展开了不遗余力的批判。
首先，作者对作为教条主义法学重要基础的“经济决定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早在1987年，作者便写作《生活方式与法的关系》一文，对生活方式与法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向作为教条主义法学基础之一的“经济决定论”提出了挑战，以生活方式对法律的作用来证明法律产生的基础是多元的。在另一篇《法律经济决定论评析》一文中，作者从正面对主流法理学基本假设提出质疑，批判了法律经济决定论，并着重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经济决定论纠偏的思想，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纠正了长期以来对马恩思想的误读，并指出经济决定论对立法、法律实施和对法学尤其是法理学的发展的负效应。《法学家与法律现代化》一文中，作者还批判了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忽略了主体选择对法律发展的决定作用，指出，无论是内发型还是外发型法律现代化，法学家均起了关键性的主导作用。
其次，作者与教条主义法学的另一个基础——“统治阶级意志论”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斗争。教条主义法理学关于“法律是什么”的理论核心判断是“统治阶级意志论”，它建立在国家本位、阶级本位之上，将法律当成一种国家、阶级现象，对法律的产生、体系、功能、发展等一系列问题都教条地从国家、阶级中求解答，这实际上隐含了一幅等级特权的法律理想，成为人的自由与解放的严重观念障碍。在《法律——理性和意志的复合体》一文中，作者从分析“法律是什么”这一古老的但却是法理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入手，对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法律理性论和法律意志论争论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从宏观上对理性论和意志论进行比较，批判了统治阶级意志论。同时，通过对马克思统治阶级意志论的剖析，指出马克思统治阶级意志论并没有完全抛弃理性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一方面讲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另一方面又说立法者“是表达法律而不是发明法律”，认为意志之上有一个更高的标准。通过以上论述，作者从根源上向实践中“新意志论”的理论基础提出挑战，进而认为法律是理性和意志的复合体。对于法律的理性和意志问题，必然涉及到法律强制性与正当性的关系的命题，在《论法律的强制性与正当性》一文中，作者运用历史的、逻辑的、价值的、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批判了法律强制论，强调指出，在法律强制性与正当性关系上，法律的正当性高于强制性，只有建立在正当性之上的强制才是法律的强制，否则便是赤裸裸的暴力，正当与否是法律与赤裸裸暴力的分野。
第三，作者还从规范学术批评的视角对法学教条主义进行了批判。针对1990年代中期宪法和法理学界中奉教条主义为圭臬的某些人所掀起的，对不同于传统的学术观点施以政治棍棒的政治批判之风，作者发表《确立学术批评规范》、《坚持实践标准，进一步清除法律教条主义》等论文，提出法学研究中学术批评应当遵循科学的标准，以期推进正常的学术批评，阻止“文革”式批判的蔓延，同时，提出法理学研究必须坚持实践的标准。
二、反思、批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法学界刮起了一股势力强劲的法治“本土资源”风。法治“本土资源”说以美国学者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为立论基础，其提出迎合了当时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受到官方的追捧，并在年青学子中颇有市场，对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观念的混乱。针对这种现象，在对传统法律文化作系统考察的基础上，作者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首先，作者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放到人类法律文化的背景下，从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的角度来认识。在《中国法律现代化与西方法律文化》一文中，作者回顾了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历程，指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被动性、恐惧性；实用性、急功近利；重形式、轻精神；重国家，轻个人”等特点，认为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内在冲突。《国家与法律的关系——法文化解读》一文则是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出发进行法文化的探讨，认为西方法律文化是社会主导型文化，其特点是法治和人权。而中国的法律文化从进入国家阶段以来就是国家主导型的文化，这一文化的鲜明特色就是人治与权力。在另一篇《超越自我——法律现代化与法文化转型》中，作者较早地运用了公私法文化的分类，指出西方法律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复兴罗马法的旗号下的私法发展、形成私法精神并进而普及于公法、改造公法、最终形成私法文化的法文化类型嬗变的过程。指出中国发达的公法文化传统，分析了公法文化的现状，提出中国法律现代的目标是完备私法和公法私法化。
其次，作者还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角度，分析了现代法治社会构建的社会基础。1996年春，中国领导人选择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战略目标，如何实现法治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次年，作者发表《社会优位理念与法治国家》一文，认为法治国家的核心要求是国家权力运作的法律化，就是说，国家应当在社会所确立的法律之下。而国家优位理念是当代中国走向法治的最大障碍，实现法治首先必须确立社会优于国家的理念。针对中国法律国家主义观念盛行的状况，同年发表的《法律国家主义评析》一文从认识论和法律实践两个层面上剖析了法律国家主义的危害，指出其所奉行的国家神圣观念颠倒了人与人创造物的关系，使人成了自身创造物的附属品。提出塑造以社会为根本立足点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法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及法律行为模式的“法律社会主义”。
《吸收古代类法治文化，建设自由法治社会》一文是作者法律文化研究的总结之作。在该文中，针对“法治本土资源”说立论的“地方必知识”基础，作者认为，法治得以建立的前提是承认法治的普适性理念和制度，不承认普适性的价值和制度就谈不上法治。同时，作者认为正像一切理解都难免具有片面性一样，将中国社会看作人治社会，将西方主流社会看作法治社会也必然会遗漏掉许多重要的知识。因此，作者创造性地提出了“类法治”的概念，指出中国古代人治社会中存在着某些零星的类似和接近于西方法治精神的文化。对于传统类法治文化的现代价值，作者认为，当代西方的问题主要是偏执于工具理性的“现代性问题”，因此，中国古代类法治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可以作为西方现代性问题的“缓解剂”，但也就是仅此而已。21世纪不可能是东方文化的世纪，21世纪的主流文化只能是西方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当然，这种文化又不是纯西方的，而是一种新的“世界文化”。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古代类法治文化给我们的智慧不仅在于其内容，更在于其遭遇，在于从类法治文化的消亡中体悟到太多的东西，所以应当对传统类法治文化加以改造以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所用。
三、密切关注中国社会现实，从法理角度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思路
与一些所谓的“关在书斋里，一个劲地抽烟猛想”的学者所不同的是，密切关注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从法理的角度来解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象，探索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作者治学的一贯风格。
1.作者一直关注整体法律的良性运作。我国改革开放后变法过于频繁，立法尤其是行政立法的随意很大，由于30多年的人治积习，加之改革开放本身是以“坏规矩”为特色，法律的难行便于改革开放同在，而公民守法状况则更是普遍堪忧。针对这种现象，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作者陆续发表《法的稳定性》、《守法论》、《法的实现相关要素分析》、《宏观调控的法治化》等论文，对整体法律的良性运作提出了具体的建议。1999年，作者发表《法的安定》一文，在学术界比较早的提出了“法的安定”的概念，并全面地分析了这一概念的科学内涵及要求。
2.作者高度关注司法实践，努力促进司法制度与司法理念的合理化，推进司法公正。在《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与法治的冲突》、《效力冲突与法律选择》、《法官查找法律的权力》等一系列论文中，作者提出在我国应当建立司法规范审查制度、赋予法官查找法律的权力等有价值的建议。作者还通过对婚内强奸案、组织“男男卖淫案”等具体案件的分析，澄清了司法实践中一些带有导向性的错误观念。而在《正义的成本与法治》、《定罪量刑不亦考量民愤》等论文中，作者指出正义的实现必须要考虑成本问题，以及民愤具有主观性、非理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如果以民愤这样的非理性的成份来左右司法，其结果不但破坏了法律，也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降低了司法公正。另外，针对当前司法系统片面重视调解，甚至导致强制调解在司法实践中大行其道的现象，作者在《法治的纠纷解决机制》一文中指出，有利于自由的司法只能是法治的司法，人治的司法不可避免地影响人的自由，目前强化信访制度是一个建立在错误的理论之上的错误的制度选择，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强化法院的功能，将信访机构还原为一个下情上达的信息传递机构。
四、对法理学基本范畴及方法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法理学学科的真正独立，以及法理学研究水平的高低，都建立在科学的法理学基本范畴及方法论的基础之上。作者对这两个方面研究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作者对法理学基本范畴的研究代表了学术界最高的成就。长期以来，法理学基本范畴研究是我国法理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作者对法理学的一些基本范畴特别是对法律责任及诉权的研究，从理论深度上来看，迄今为止，均代表了法理学界的最高研究水平。
2.作者对法理学方法论研究予以了高度关注。在《法学研究中的价值处理》一文中，作者批判了传统法理学“统治工具论”中反价值基础，对法学研究中的价值处理问题系统地作了历史的、实证的考察和疏理，从价值研究在法学史的存在与发展样态，理解负责任的法学应当是追求自由的法学。在《理论创新与结构重组》一文中，作者分析了中国法理学缺乏本土文化支撑、学术积累不厚且又缺乏反思精神，面对全方位的社会变革与汹涌而来的全球化浪潮，其危机是显然的，作者将其形象地喻为“青春期危机”， 指出渡过危机必须实现“从‘规律学’到‘规则学’、调整同意识形态的关系、从‘解释性、证成性’法理学到‘解释性、评价性’法理学、从中国国家法理学到一般法理学、从封闭的法理学到开放的法理学、从法学方法论到法律方法论、从一元法学到多元法学”等8个方面的变革。
结语：回归法理学理想的精神家园
长期以来，在唯科学主义的笼罩下，我国法理学以描述实在法即“法律是什么”、追求法律规律为目标，对应然法即“法律应当是什么”缺少应有的关注，这导致了法律理想的缺失。作者自从事法理学研究以来，始终为构建自由、平等的法理学而上下求索。在作者的上述研究中，均贯穿着自由、平等的学术追求。此外，作者还发表了一系列集中体现作者法理学价值追求的论文。在《法学的学科定位与法学方法》一文中，作者从人类知识体系定位的角度出发，明确指出法学在学科体系分类中属于规范学科，它的目标是寻求达于善，即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方法，而不是追求所谓的规律。另外，作者还在《全球化与法学思维方式的革命》、《世界法与法的世界化》等论文中，从全球视野的角度对中国法理学进行了研究，以期确立法理学自由、平等的价值定位。同样，也正是基于全球的视野，并基于从西方法律思想史角度的考察，作者在《法治是社会主义底线》一文中，探寻了法治的历史之源，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本质上是法治的，提出法治是社会主义底线的正确论断。


本文已发表在《江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转引请注明出处,谢谢!

中国 土库曼斯坦


中土关于全面深化中土友好合作关系的联合声明（全文）







　　2011年11月23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来访的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库曼斯坦关于全面深化中土友好合作关系的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库曼斯坦关于全面深化中土友好合作关系的联合声明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邀请，土库曼斯坦总统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于2011年11月22日至25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访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土库曼斯坦总统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举行了会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分别举行了会见。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就双边关系、地区形势及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一

　　两国领导人全面回顾和总结了建交20年来中土关系发展历程，一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土库曼斯坦(以下简称“双方”)自1992年1月6日建交以来，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两国高层交往频繁，经贸合作不断扩大，能源合作发展迅速，人文交流日益深入，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开展了密切协作。上述成果表明，中土双方对发展两国长期、全面合作给予高度重视。

　　双方强调，相互尊重、平等互信、真诚互助、互利合作是发展双边关系的根本准则。双方将秉承上述原则，继续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不断提升两国关系水平。

　　双方将进一步加强两国高层互访，深化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之间的交流，全面落实中土合作委员会制定的目标。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密切沟通协调，全面提升两国友好互信水平。

　　双方重申相互支持彼此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所做的努力，不允许在本国领土上成立有损对方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组织和团伙，并禁止其活动。土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国和平统一大业。

　　中方重申尊重土库曼斯坦人民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支持土方为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以及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所做的努力，支持土库曼斯坦奉行永久积极中立政策。

　　双方决定隆重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共同举办庆祝活动，全面巩固中土传统友谊，夯实两国友好合作的社会基础。

　　二

　　双方指出，经贸合作是中土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满意地指出，双边贸易额保持高速增长，2010年双边贸易额较两国建交初期增长数倍。今年双边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中国已成为土库曼斯坦最大贸易伙伴之一。

　　双方将就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积极交流经验和信息，以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发挥经济互补优势，拓宽合作领域，充实合作内涵。

　　双方将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土库曼斯坦政府经济贸易合作协定》，扩大两国贸易规模，提升贸易水平。

　　双方将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交通、通信、化工、纺织、农业、医学、高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发展地方经贸合作，共同确立并实施一批新的互利合作大项目，造福两国人民。

　　双方商定扩大通信、航天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协助土方开展全国电信网络改造，为土通信卫星提供发射服务，并探讨在遥感卫星应用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性。双方将继续在供应铁路装备和在两国境内建设基础设施等领域进行合作。

　　双方将根据本国法律和双边协定，鼓励并保护相互投资，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政策支持，创造便利条件。双方将推动完善投资环境，开展合资项目，鼓励和支持本国企业赴对方国家投资。双方将为两国企业在对方国家开展业务给予必要支持。

　　三

　　双方高度评价两国能源合作成果，认为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已达到很高水平。双方表示，继续深化和扩大两国能源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双方决心致力于建立长期稳定的能源战略伙伴关系，愿继续本着互利原则，共同努力确保中国-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管道安全稳定运营，实施好阿姆河右岸天然气区块开发项目。

　　四

　　双方指出，国际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非法贩运武器弹药、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和易制毒化学品、经济犯罪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双方重申，将恪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库曼斯坦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合作协定》，继续共同严厉打击包括“东突”恐怖势力在内的“三股势力”，维护两国和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双方将继续发展防务部门之间的务实合作，加强两国军队友好往来，增进军事互信。

　　双方决定深化两国执法安全部门的交流与合作，以便有效打击跨国犯罪，共同防范和打击危害两国利益的各类犯罪活动，加强在信息交流、大型活动安保、人员培训、执法能力建设、网络监管和交通管理方面的合作。

　　双方重申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中国-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管道等两国大型油气合作项目的安全。

　　五

　　双方指出，发展人文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双方愿进一步扩大两国在文化、教育、体育、旅游等领域交流与合作，大力宣传两国传统友谊，夯实两国关系的社会基础。

　　双方决定互办大型文化活动，其中包括互办文化日、互派艺术团体参加在对方国家举办的国际性艺术节等。双方指出，加强艺术工作者和公共文化设施管理人员之间的直接交流，推动两国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合作，支持地方和民间团体开展广泛友好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双方愿继续扩大教育领域合作，加强在互派留学生、语言教学等方面合作。

　　双方愿进一步推动两国在体育运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鼓励两国运动协会加强联系与交往，在国际体育事务中保持沟通与协调。

　　双方将进一步开展旅游合作。

　　六

　　双方一致认为，维护中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中亚各国经济持续发展与繁荣，符合本地区各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和根本利益。中亚国家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国际社会应尊重中亚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

　　中方高度评价土方在维护中亚地区安全、稳定与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愿同土方在双边及多边框架内加强合作，为促进中亚地区的持久和平、安全、稳定与发展繁荣作出应有贡献。

　　双方强调阿富汗实现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指出中亚的安全与稳定与阿局势密切相关。双方积极评价阿和平重建进程，支持国际社会在尊重阿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重建阿富汗的努力。

　　双方重申，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积极参与阿和平重建进程，为推动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独立、发展的阿富汗而不懈努力。

　　七

　　双方指出，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和推动国际合作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双方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会进行合理、必要的改革，以加强权威、提高效率，更好地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安理会改革应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以便让更多国家参与安理会决策。安理会改革应着眼长远，继续通过民主协商，寻求“一揽子”解决方案，并达成最广泛一致。

　　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框架内的多边合作，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与配合，为两国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土库曼斯坦总统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及中国人民对土库曼斯坦代表团的热情友好接待，并邀请胡锦涛主席在方便的时候对土库曼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胡锦涛主席感谢邀请，并表示将在双方方便的时候访问土库曼斯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签字）　土库曼斯坦总统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签字）

二0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