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社的行为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高雁
时间:2024-07-12 20:59:19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9072
信用社的行为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高雁
新乡市某区农业机械管理局（以下简称农机局）下属的风华机械厂（以下简称机械厂）是一个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该厂于1994年12月26日向新乡市某区农村信用社（以下简称信用社）借款29万元，约定借款期限2年。截止1997年5月，机械厂已归还13万元，尚欠16万元本金和7600元利息。机械厂于1998年关门停业。根据农机局的指示，该厂的法定代表人王青于1999年6月13日将该厂所有财产移交给侯胜。2001年1月15日新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了该厂营业执照。同年3月28日，信用社向机械厂送达贷款催收通知单，该厂原法定代表人王青予以签收认可。2001年11月29日，当信用社得知机械厂已被农机局收回并将财产移交他人后，便通过公证处给农机局送达了贷款催收通知单。2002年5月，信用社诉至法院要求农机局偿还原风华厂的借款本金16万元及利息106272元。该案在认定信用社的行为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时产生分歧，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信用社的行为已超过诉讼时效。因为机械厂除1997年5月前支付信用社部分本金和利息外，其后未再付款，而信用社直到2002年5月23日才起诉，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故信用社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信用社虽然提供有机械厂原法定代表人王青签名的催款通知单，但因该厂于1998年关门停业并于1999年6月13日将该厂所有财产移交给侯胜后已不再是该厂的法定代表人，且该厂已于2001年1月15日被吊销营业执照，所以王青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不能据此认定信用社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债务人提出了偿还债务的要求，诉讼时效应不发生中断。依据《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八条及《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二款的规定应驳回信用社的诉讼请求。
另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因为：1、信用社向机械厂原法定代表人王青提出偿还债务的行为应视为向债务人提出了偿还债务的请求。虽然信用社于2001年3月28日才向王青送达催收贷款通知书，此时机械厂已被吊销营业执照，王青在法律上已不是该厂的法定代表人，但是信用社对该事实此前并不知晓，也无人向其告知，从而仍然认为该厂仍是王青为法定代表人，所以其向王青送达催收贷款通知书。在此王青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归于机械厂。信用社的行为应视为向债务人提出了偿还债务的请求。2、王青承认债务的行为合法有效。自信用社1997年5月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至其向机械厂提出还债请求时，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但是在王青收到贷款催收通知书时并未提出异议，而且表示继续履行义务，故此应视为债务人自愿放弃了诉讼时效上的抗辩权，所以信用社的胜诉权在得到债务人承认的情况下仍然存在。这也是民事主体自主处分其民事诉讼权利的表现，应得到尊重。3、该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况。本案的诉讼时效可分为：第一，1997年5月至2001年3月，在该阶段，信用社已超过诉讼时效，但因王青的承认行为而仍然有效，诉讼时效从2001年3月起发生中断并从此时开始重新计算；第二，2001年3月至11月，当信用社得知机械厂已被农机局收回并将财产后，便通过公证处给农机局送达了贷款催收通知单，诉讼时效从2001年11月起再次中断；第三，2001年11月至2002年5月，当信用社债权得不到偿还时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时效从2002年5月起第三次中断；第三，2001年11月至2002年5月，当信用社债权得不到偿还时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时效从2002年5月起第三次中断。而在上述第二、第三两次中断中，均未超过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故信用社主张保护自己民事权利的时间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诉讼期间，应当支持信用社的诉讼请求。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民事申请再审案件指定再审制度是指最高人民法院或高级人民法院将其裁定再审的民事申请再审案件交其辖区内的，与原审人民法院同级的其他人民法院进行再审审理并作出裁判的制度。该制度设立四年多来，司法实践中罕有适用，理论界也将其束之高阁，成为仅仅停留在法律条文中的休眠制度。
民事申请再审案件指定再审制度的立法
2007年10月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该条所规定的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即为指定再审，这是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指定再审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审监解释》）第二十七条对民事申请再审案件提审、指定再审和指令再审三种再审方式之间的关系和适用作出了原则性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对指定再审的适用原则及审理所应适用的程序作出了原则性规定。2012年8月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沿用了2007年10月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之规定，保留了对指定再审方式的规定。
民事申请再审案件指定再审制度的司法实践
最高人民法院及高级人民法院对民事申请再审案件裁定再审有本院提审、指令再审、指定再审三种方式，尽管各高级法院对再审方式的适用情形不一，但均没有适用指定再审的方式。具体原因如下：
１.指定再审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程序问题 主要是同级法院是否有权撤销另一同级法院的生效裁判，再审需要发回的存在程序障碍。
２.民事诉讼法和《审监解释》中对指定再审只有原则性规定，但缺乏有操作性的具体规定，实践中难以具体操作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2012年12月31日印发的最新版《民事申请再审案件诉讼文书样式》中，仍然没有民事申请再审案件指定再审的文书样式，导致实践中无所适从。另外上级法院在使用指定再审中存在一些棘手问题。如信访问题由原审法院承担还是受指定的再审法院承担。
３.成本问题 指定再审将增加当事人应诉成本，受指定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也存在现实性的困难。
民事申请案件指定再审制度完善建议
１.在司法解释中规定不宜指定再审的情形 借鉴《审监解释》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明确不宜指定再审的情形，可规定以下四类案件不宜指定再审：（1）因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事由裁定再审的；（2）因违反法定程序的事由裁定再审的；（3）一审后未上诉而申请再审的；4.其他不宜指定再审的。
２.在司法解释中明确发回重审应当发回受指定法院的下一级法院 《审监解释》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再审案件，发现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认定事实不清的，应当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但原审人民法院便于查清事实、化解纠纷的，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原审程序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且无法达成调解协议，以及其他违反法定程序不宜在再审程序中直接作出处理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在指定再审的情形中，如发回原一审法院再审，当事人不服又将上诉到原审法院，指定异地法院再审的初衷将落空，极易导致当事人反复诉访，因此发回重审应当发回受指定法院的下一级法院重审，并遵循指定再审应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以及便利人民法院审理的两便原则，原则上发回与受指定法院在地域上最为相近的法院。
３.在司法解释中明确受指定的法院有权撤销另一同级法院的生效裁判 上一级法院的指定再审裁定书只会中止原裁判的执行，原生效裁判并未被撤销，则受指定的法院是否有权根据再审审理的情况撤销另一同级法院的生效裁判？一般而论，只有上级法院根据审级功能才能撤销下级法院的生效裁判，或者本院自行撤销生效裁判，而受指定的法院之所以有权撤销另一同级法院的生效裁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述：一是上级法院的指定再审裁定书授权受指定法院获得对再审案件的管辖权，受指定的法院也因上级法院指定再审裁定书的授权而有权撤销另一同级法院的生效裁判，有权撤销原审裁判是获得管辖权之后的应有之义，不然管辖权的获得就变得毫无意义；二是《审监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提审、指定再审、指令再审三种再审方式后，在其后的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规定了再审法院经再审审理后应当根据不同情况作出维持、改判或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等不同类型的裁判，受指定的再审法院也当然地有权根据《审监解释》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之规定，根据对指定案件的再审审理情况，作出维持、改判或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等不同类型的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应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受指定的法院有权撤销另一同级法院的生效裁判，以消解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困惑。
４.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会议纪要等形式对指定再审的具体技术性问题出台指导性意见 （1）上级法院指定再审时应当调齐全部案卷交受指定的再审法院。实践中受指定的法院难以调取同级的其他法院的案卷，上级法院审查民事申请再审案件以书面审查为主，有时并未调取原审案卷，所以上级法院指定再审时应当调齐全部案卷连同指定再审裁定书一并移交受指定的再审法院。（2）受理通知应当尽可能地委托原审法院送达。受指定的法院所在地与指定再审案件当事人所在地并不在同一城市，指定再审案件的受理通知书直接送达通常存在困难，应当尽可能地委托原审法院送达。（3）细化信访责任的承担。信访问题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司法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对于信访责任，如果是原审裁判作出后受指定的法院再审前就已经存在的信访问题，应当由原审法院负责化解，而受指定的法院再审审理后产生的信访责任应当由受指定的法院承担。
５.完善指定再审制度的配套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应在《民事申请再审案件诉讼文书样式》中增补指定再审的文书样式。
（作者单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南昌大学）
律师是法律挑错的主力军
杨涛
8月9日，宁波市一律师通过邮政特快向国务院寄去一份建议书，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对由国土资源部颁布的《土地登记资料公开查询办法》与《行政许可法》是否抵触进行审查。这是自今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实施以来，全国第一次有人建议国务院对部门规章与《行政许可法》规定是否抵触进行审查。（《现代金报》8月10日）
笔者注意到，由律师发起的对法律、法规，规章及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质疑乃至于通过正当程序要求对它们进行合宪、合法性审查的事件发生了很多起。今年3月23日，在上海一中院进行的庭审上，代理澳籍华人方德成涉嫌非法经营国际IP电话案的陈有西律师以质疑最高院司法解释效力为辩护意见为当事人进行无罪辩护，引起各界一片哗然。律师无可质疑地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对法律进行挑错的主力军。
在我们向法治社会迈进的今天，法制的不健全不仅表现为一些应该制定的法律没有制定，还表现为一些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内在的不合法、不合理，下位法与上位法发生冲突，法律的规定违背宪法的精神，这跟我们在制定法律时立法程序的不健全、不到位，缺乏听取民意以及部门立法有极大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看到许多律师并不局限于所办的个案的成败，不着眼于自身利益否在个案中得以实现，勇于担当对法律进行挑错的重任，让法律真正普惠于民众，推进法治化进程，值得称道。事实上，在西方法治国家，法律的草案大多要征求律师们的意见，并且许多律师本身就是立法机关的议员，他们直接就参与了对法律的制定。而我们国家的律师由于条件所限，更多是以参与诉讼和担当对法律的挑错来推进法治化进程。
律师成为了对法律进行挑错的主力军，这与律师的职业特点分不开。律师们长期从事的法律工作，与一般公民相比，他们对于各类法律烂熟于心，更了解法律那里不公平、那里有漏洞，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更懂得和更愿意运用法律的程序来纠正法律本身出现的偏差；与法官、检察官及政府官员相比，他们更少受体制的束缚，更少因循守旧的职业惯性，而更富有挑战性，因而，他们敢于也愿意对法律进行质疑。
律师成为了对法律进行挑错的主力军，也与律师行使的是公民权利有关。法官、检察官及政府官员都是行使国家公权力的官员，他们有着国家作为后盾，并且有关法律的规定也是尽可能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便利，他们也就更少对法律进行质疑的诉求。而律师不同，他们在刑事、民事诉讼中，虽然享有比普通公民更多的权利，但其行使的权利本质上仍是公民的权利，是一种经法律许可的特定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享有的公权力不可同日而语，不具有公权力的强制性。因而，律师的工作在实践中经常受到掣肘，使他们对不合法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有着强烈的要求纠错的诉求。宁波市这位律师此次要求对由国土资源部颁布的《土地登记资料公开查询办法》进行审查，就是因为该《办法》规定，其他人无权查阅土地历史资料而公安司法机关因办案需要可以除外。
律师成为了对法律进行挑错的主力军，还在于他们的强烈维护当事人的权利、维护公民权利的使命所然。律师的天职就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这就不仅包括要维护他人违反法律的规定侵害当事人的权利，当然也包括了不公正、不合理的法律的规定侵害当事人及其他公民的权利。因为有时，不公正、不合理的法律的规定侵害当事人的权利比他人违反公正的法律给当事人带来的侵害更甚。律师当然有责任代表当事人、公民对法律进行挑错。
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人类要不断地文明进步，就需要有公民、团体或某个群体对这个社会不合理、不公正的法律和制度不断地进行挑错，促使法律和制度不断地进行完善和自我纠错，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这就如树木需要啄木鸟不断地消灭害虫一样，没有人敢于挑错的社会，就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而我们的律师正是具备了上述的优势，应当敢于并且当之无愧承担了这个历史重任，不仅如此，我们更希望我们的公民都行动起来支持律师们挑起这一重任，让越来越多的律师加入到对法律进行挑错的行列当中去！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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