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个别地方司法机关将民间高利贷行为定性为刑法第225条第4项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判刑。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值得商榷。

一、民间借贷是受法律保护的合法行为

所谓“民间借贷”，它泛指的是在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等经济主体之间的资金借贷活动。我国的民法通则、合同法均有保护合法民间借贷关系的规定，这就为民间借贷的合法存在与发展构筑了法律基础和制度环境。

民间借贷在客观上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促进了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同时，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机构相比，还具有信息搜集和加工成本少、手续便捷、方式灵活、交易成本低、催收贷款方式简便和风险控制容易等优点。由于民间借贷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也存在着交易不阳光、做法欠规范、风险难监控等问题，可能会产生一些违法犯罪。其中最敏感、最容易发生纠纷的焦点是利息问题。对如何依法保护合法的借贷利息、如何遏制高利贷，我国既有合同法的规定，也有与之相衔接的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如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中，明确要求依照合同法有关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二、民间高利贷不属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我国在依法保护民间借贷的同时，也要遏制民间借贷中的高利息化倾向，防范高利贷的潜在风险，但是否就可以把民间高利贷按照非法经营定罪呢?

刑法第22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非法进行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为了适应市场经营行为的复杂性、多样性的特点，该法条在列举了三类非法经营行为之外，还设置了一个“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兜底条款，以保证法律适用的稳定性。

该罪是对1979年刑法投机倒把罪改革分解而来的，总结过去投机倒把罪成为“口袋罪”的历史教训，必须正确理解与适用“兜底条款”，科学掌握它的内涵与外延，防止任意化、扩大化。

根据上述非法经营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应当限定为:除刑法第225条第1项至第3项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以外的，违反国家规定，侵犯国家经营许可制度，破坏市场交易正常秩序，情节严重的非法经营行为。据此，要纳入“兜底条款”定罪的行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要件:

(一)正确理解“违反国家规定”的内涵。“违反国家规定”是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基础条件，因此，明晰此处“国家规定”的确切范围，是限制对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扩大适用的基础。依照刑法第96条规定，“本法所称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据此，依据体系解释的原则，构成非法经营罪的行为所违反之国家规定应与刑法第96条的内容契合，即只包括最高立法机关及其常设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制定和发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除此之外的任何国家机关，包括国务院各部委、各专门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发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均不在此范畴之内。

(二)严格限定“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外延。“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是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罪状表述的核心，所以，明确它的指向是划定兜底条款规制范围的关键。

“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当然是指除了刑法第225条第1项至第3项规定的行为以外的非法经营行为。但由于这个兜底性条款涵盖面太大，实践中很难把握。笔者认为，遵循体系解释的原则，第4项的“其他”，必须与前面的三类行为协调一致，遵循“只含同类规则”的原则，即兜底条款只限于未列举的同类情形，而不包括不同类的情形。所以，本条规定的“其他非法经营行为”的外延，只能通过本条已规定的前三类行为本身所明示或暗示的内涵来揭示。

刑法第225条中已列举的非法经营罪的三类行为分别是:(1)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2)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3)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虽然从语言表述上看，这三类行为方式各不相同，但实质上它们共同具有三个属性:(1)均属于未经许可的经营行为;(2)均以牟利为目的;(3)均侵害了国家特定行业的经营许可制度。基于此，笔者认为，只有那些以牟利为目的，侵害特定行业的经营许可制度，破坏市场交易正常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才能被认定为“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所以，兜底条款中“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应当指向那些除了刑法第225条第1项至第3项规定的行为以外的，违反国家规定，侵犯国家经营许可制度，破坏市场交易正常秩序的行为。

(三)科学区分非法经营行为的危害程度。兜底条款中的“情节严重”，是区别“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罪与非罪的标准。由于我国刑法在犯罪构成上，对本罪规定的是既定性又定量的模式。所以，行为的危害程度对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具有决定意义。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中的“情节严重”，可以依据体系解释的原则，从非法经营的数额、非法经营的时间、次数、规模、违法所得、造成损失大小等方面综合分析认定。

从立法的视角审视，既要考虑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出发，设置非法经营罪的必要性;又要考虑由于非法经营行为的复杂性、多样性、变异性，难于在法条中加以穷尽，不得不设置“兜底条款”，以弥补立法漏洞，适应制裁非法经营犯罪复杂性的需要。从司法的视角审视，既要考虑如何理解与适用兜底条款，发挥兜底条款在维护市场秩序中的作用;又要总结司法史上把投机倒把变成“口袋罪”带来的历史教训，防止兜底条款的滥用。所以，1997年刑法实施以来，“两高”对什么行为可以纳入“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罪行为”的范畴，采取用“司法解释”的方法予以明确。到2010年3月止，已通过司法解释纳入第225条第4项追诉的已有七种“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即(1)非法经营外汇的行为;(2)非法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业务的行为;(3)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营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的行为;(4)非法生产、销售“瘦肉精”等行为;(5)哄抬物价、囤积居奇行为;(6)擅自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或者擅自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的行为;(7)擅自发行、销售彩票行为等。当然，今后如再发现还有应纳入兜底条款治罪必要的非法经营行为，还可以由最高司法机关采取司法解释的方法增加。

从上述刑法第225条规定的四项非法经营行为的内容证实，无论是立法上已经明确规定的前三项内容和由司法解释规定的第四项的内容，都没有把民间借贷中的高利息行为规定为非法经营罪。所以，有的地方将民间高利贷行为按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既没有立法上的依据，也没有司法解释的依据。

三、依法惩治民间借贷中所涉犯罪

在一个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民间借贷利率的高低是市场竞争形成的，是资金市场供求关系的真实反映，不能把利息本身视为罪恶，国家应注意引导促进资金优化配置。实践证明，在高利息的诱惑下，确实容易诱发多种违法犯罪，必须依法予以制裁。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常见犯罪有:

(一)高利转贷罪。在高利息的诱惑下，一些不法分子以高利转贷牟利为目的，虚构贷款用途，采取担保贷款或者信用贷款的方法，从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套取信贷资金后，再以大大高于银行同期利率的方法，将信贷资金转贷给急需资金的其他单位或个人，从中牟取高额利息。由于这种以转贷牟利为目的的行为损害了金融机构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秩序和他人的财产权利，应当依照刑法第175条规定的高利转贷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高利息的诱惑下，近年来一些不具备吸收公众存款主体资格的人，采取暗中提高存款利率、提前还本付息、先付息后存款等手段，引诱吸收公众存款;或者打着抽奖、名借实存等招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他们再将收集来的公众资金作为发放高利贷的资本，从中赚取高额利息。对这种破坏金融机构存款管理制度，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应当依照刑法第176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非法拘禁罪。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的非法拘禁罪中，因借贷纠纷而引发的暴力收债行为构成本罪的比例很大，而且呈上升趋势。刑法第238条第3款明确规定:“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按照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7月的司法解释也规定:“行为人为索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按照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

在高利息的诱惑下，还可能引发集资诈骗、违法发放贷款、洗钱等经济犯罪，也可能发生挪用公款、挪用资金去放高利贷的职务犯罪等。对相关犯罪，应依法予以惩治，以切实维护信贷市场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和金融债权。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保障部等部门关于做好提高三条社会保障线水平等有关工作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劳动保障部、民政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关于做好提高三条社会保障线水平等有关工作的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劳动保障部／民政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一九九九年八月二日）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部署，要采取措施，努力增加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促进居民扩大消费。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的一项重大举措，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广大群众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的关怀，对加快建立社会
保障体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级劳动保障、民政、财政、计划、经贸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决定精神，统一认识，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切实做好提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城镇贫困居民、企业离退休人员的收入水平和加强企业工资管理
等方面的工作。现就有关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关于提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水平
从1999年7月1日起，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水平提高30％，具体标准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对1999年6月底前已经进入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并签订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的下岗职工，应按新标准发放基本生活费；对1
999年7月1日以后进入中心的下岗职工，要在签订协议后按新标准发放基本生活费。要加强中心为下岗职工代缴社会保险费的工作，缴费标准相应调整。
地方国有企业提高基本生活费水平所需资金，北京、上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7省市（以下简称北京等7省市）由地方政府自行解决，其他省（区、市）由中央财政给予适当补助；中央企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需资金中应由财政承担的部分，由中央财政解决。
二、关于提高失业保险金水平
从1999年7月1日起，将失业保险金水平提高30％，具体标准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今年已经对失业保险金标准作过调整的地区，在这次调整中相应冲减。对合同期满未续订或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农民合同制工人所支付的一次性生活补助标准，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
提高失业保险金水平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继续做好向中心调剂资金的工作。
三、关于提高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从1999年7月1日起，已实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地区，将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提高30％，具体标准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尚未实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地区，要在今年下半年组织实施，切实将符合条件的城镇贫困居民都纳入保障范围。
提高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所需资金，北京等7省市由地方政府自行解决，其他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由中央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四、关于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
从1999年7月1日起，按基本养老金调整机制适当增加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企业离休人员养老金的调整水平应与机关事业单位大体相当，具体标准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的调整幅度，今年应比正常年份高一些，一般应比1998年月平均养老金水平提
高15％左右，具体标准由各地根据目前养老金的实际水平和基金支付能力确定。今年已经对养老金进行了正常调整的地区，在这次调整中相应冲减。
企业离退休人员增加养老金所需资金，北京等7省市由地方政府自行解决，其他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由中央财政给予适当补助，用于补充地方社会保险基金。
五、关于一次性补发拖欠的基本养老金
各地要在今年第三季度内，一次性补发1999年6月底前拖欠的企业离退休人员统筹项目内的养老金。统筹项目之外的拖欠，由企业视情况予以补发，不得从基金中支付。
补发拖欠的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所需的资金，北京等7省市由地方政府自行解决，其他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由中央财政给予一次性补助。中央财政的一次性补助数额，以各地今年6月底统计上报的拖欠数额为基础，并结合1998年6月份以来确保养老金发放的工作实
绩，由劳动保障部、财政部核实确定。中央财政补发的资金包括煤炭、军工、有色金属等特殊困难行业拖欠的养老金。在中央财政一次性补助之后仍有拖欠的，由各地自筹资金补发。
六、关于企业职工工资的调整和管理
各地要认真研究三条社会保障线水平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调整后企业职工工资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今年以来，国家采取了降低存贷款利率、提高出口产品退税率等有利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企业利润的措施，特别是国家进一步实施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和清费减
负的政策，有助于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也为增加职工收入创造了条件。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遵循按劳分配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坚持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增长脱钩，建立企业根据自身经济效益提高职工工资的机制。企业职工工资由企业根据经济效益状况，在国家政策
允许的范围内自主决定。企业要增强自我约束意识，不得盲目攀比。特别是要加强对垄断性行业企业工资水平的控制，工资增长不能过高。
三条社会保障线水平调整后，与最低工资标准形成倒挂的地区，可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适当调整，使最低工资标准与三条社会保障线水平保持合理的关系。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所需资金，由企业自行解决。
七、关于实施方案的制定和中央补助资金的下拨
各地劳动保障、民政、财政部门要抓紧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人数和基本生活费标准、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和失业保险金标准、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企业离退休人员人数和养老金标准等情况进行认真的调查摸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实施方案和具体标
准，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于8月中旬报送劳动保障部、民政部、财政部备案。
中央财政对各地提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和补发拖欠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提高养老金水平所需资金的补助额度，由劳动保障部、民政部、财政部研究确定，于今年9月初下拨。各地提高失业保险金水平增加的支出，经省级人民政府审定后，报劳
动保障部备案。
八、切实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实施
做好提高三条社会保障线水平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等工作，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和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地方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地方各级劳动保障、民政、财政、计划、经贸等部门要在当地政府领导下，落实工作责任制，加强组织协调，并发挥工会
等群众团体的作用。各地和有关部门要加强资金筹措力度，专款专用，确保在9月中旬之前把各项政策落实到位，使群众真正感受到党和国家对他们的关心。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要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告，并报劳动保障部、民政部、财政部。



1999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