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人民政府令
　（第175号）


　　《江苏省长江防洪工程管理办法》已于2001年3月22日经省人民政府第57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省长　季允石
　　　　　　　　　　　　　　　　　　　　　　　　　2001年3月22日

　　　　　　　　　　　 江苏省长江防洪工程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长江防洪工程管理，保证长江防洪工程完好和安全，保障本省沿江地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江苏省防洪条例》、《江苏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境内长江防洪工程及其管理范围内从事与防洪有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长江防洪工程的义务。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长江防洪工程，是指宣泄和抵御长江洪水的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及辅助设施，包括河道、堤防、防洪墙、治江护岸控导工程、沿江涵闸泵站以及水文测报、通讯报警、供电照明、机电设备、观测设施等。


　　第四条　沿江地区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长江防洪工程管理工作的统一领导，组织水利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对长江防洪工程安全运行状况定期检查和监督，巩固提高长江防洪工程的防洪能力。


　　第五条　沿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长江防洪工程的主管机关，负责长江防洪工程管理的组织、指导、监督、检查、协调等管理工作。


　　第六条　长江防洪工程管理机构除对所管辖的长江防洪工程实施运行、管理、维修、养护和监测，做好长江防洪工程管理范围内的水土保持工作外，还可经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委托，承担以下职责：
　　（一）初步审查在长江防洪工程管理范围内新建各类建设项目对长江防洪的影响；参与审查有关长江开发利用规划；
　　（二）依法制止侵占、破坏或者损坏长江防洪工程的行为，对违反水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罚；
　　（三）依法收取各项规费。


　　第七条　沿江企事业单位自建的防洪工程，应当按照长江防洪和工程管理的要求，由其负责维修养护和除险加固，工程所在地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督管理。


　　第八条　长江防洪工程运行管理、维修养护、除险加固、度汛应急、水毁修复所需资金按照分级管理分级负担的原则，由各级政府承担，并纳入各级政府财政年度预算。其中对于市、县直接管理的长江重点防洪工程，由省给予适当补助。


　　第九条　长江防洪工程的管理范围：
　　（一）河道：两岸堤防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包括可耕地）、行洪区、两岸堤防及护堤地；无堤防河段为历史最高洪水位线向外十米；
　　（二）江堤（含洲堤、港堤）：背水坡有顺堤河的以顺堤河为界（含水面），没有顺堤河的堤脚外不少于十米；通江河道建有涵闸的，闸外港堤按江堤管理；通江河道没有建涵闸的，从入长江的河口向内五百米至二千米的港堤按江堤管理；
　　（三）涵闸站：大型涵闸站上下游河道、堤防各五百米至一千米，左右侧各一百米至三百米；中型涵闸站上下游河道、堤防各二百米至五百米，左右侧各五十米至二百米；小型涵闸站上下游河道、堤防各一百五十米至三百米，左右侧各五十米至一百五十米。


　　第十条　长江堤防工程保护范围：
　　（一）主江堤：背水坡有顺堤河的，顺堤河以外一百米至二百米；没有顺堤河的，堤脚外一百五十米至二百米。
　　（二）一般江堤：两侧堤脚外各五十米。


　　第十一条　长江防洪工程管理范围和长江堤防保护范围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具体划定，埋设标志界石，并予以公告。


　　第十二条　禁止损坏堤防、闸、站、涵、治江护岸控导工程及堤顶道路、水文、通信、观测、防护林草、供电、照明等防洪工程设施禁止在堤防护坡、防洪墙（挡浪墙）上抛锚和在长江防洪工程管理范围内打井、建窑、埋坟，禁止在长江水域内非法采砂以及其他破坏长江防洪工程和防碍其正常运行的行为。
　　在长江堤防保护范围内禁止擅自开河、挖筑鱼塘、开凿深井、采砂取土和爆破等危害堤防安全的行为。


　　第十三条　在长江防洪工程管理范围内未经批准，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爆破、扒坡、取土、开河、挖坑、垦种；
　　（二）建房、搭棚、筑墙、堆放物料、埋设管道、缆线和兴建码头及其他设施；
　　（三）在长江堤防上筑路、破堤；
　　（四）圈围江滩、在顺堤河内养殖；
　　（五）倾倒垃圾、渣土；
　　（六）其他涉及长江防洪工程正常运行的行为。


　　第十四条　沿江涵闸泵站上、下游河道各五十米至二百米范围内的水域划定为警戒区，并由长江防洪工程管理机构设立标志牌。在警戒区范围内禁止停泊船只、排筏、捕鱼、游泳等影响工程运行、危及工程安全的活动。


　　第十五条　长江防洪工程管理范围内所有从事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长江防洪工程管理单位的安全监督，不得进行影响长江防洪工程安全运行的活动。


　　第十六条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所管辖的长江堤顶道路的管理，保证道路完好，确保防汛抢险的通畅，所需维修养护经费由所在地人民政府承担。


　　第十七条　禁止在长江堤防及其管理内兴建住宅。已建的居民住宅及其他建筑物不得改建、扩建。当地县、乡人民政府应当对现有的民宅制订搬迁计划，逐步外迁。


　　第十八条　在长江防洪工程管理人建设的跨河、穿河、穿堤、临河　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线、取水、排水等工程设施，建设单位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在按照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履行报批手续前，其中的工程建设方案经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防洪的要求审查同意，并提出审查意见。涉及航道的还需经航道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第十九条　在长江防洪工程管理范围内从事长江岸线开发、滩涂围垦等重大活动，建设单位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履行报批手续前，其工程建设方案应当经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在报请审查时，应当提交经有资质单位论证的以下资料：
　　（一）对沿江防洪（潮、台）及河势影响分析报告，必要时须提交模型试验报告；
　　（二）对长江堤防、建筑物和防护工程（含河势控导工程）和已建的其他工程的影响分析报告；
　　（三）对长江防洪工程造成不利影响时，建设单位拟采取的补救措施；
　　（四）应当提交的其他有关资料。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三条规定，除长江水域内非法采砂按照《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长江江苏水域严禁非法采砂的决定》处罚外，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十四条规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属非经营性活动的，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属经营性活动但无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建设项目的工程建设方案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或者未按照审查同意的方案建设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补办审查手续；建设项目严重影响防洪工程安全的，责令其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可以依法强行拆除，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建设项目影响防洪工程安全但尚可以采取补救措施的，责令其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并可以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被处罚的单位和个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向人民政府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四条　阻挠、威胁防洪工程管理人员执行公务，蓄意制造水事纠纷，强制管理人员改变防洪工程及设施控制运行方案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长江防洪工程管理人员应当忠于职守，依法办事。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者，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经济处罚和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七条　沿江各市、县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办法规定，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1年3月22日起施行。


论中国特色民事检察权之重构

李健


内容摘要：民事检察权的立法十分缺位，导致检察监督乏力；民事检察权需要重构，且需具有中国特色或本土化特征；法律应赋予民事检察抗诉权、建议权、调查权、侦查权、民事公诉权、支持（督促）起诉权、调卷权、民事执行监督权。民事检察监督应与检察权的宪法定位相一致。

关键词：中国特色；民事检察权；重构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种宪法定位远远高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这种民事检察监督的职权规定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所没有的，是法律制度的共性在中国本土化的产物，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但是这种制度规定显得过于原则，没有在具体的法律条文中予以完整和充分的体现，操作性不强，给检察工作带来严重影响，导致检察监督乏力，维护司法公正，维护公平正义的效能得不到真正有效发挥，另外也给质疑、否定中国民事检察制度提供了土壤和诱因。既然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享有对民事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权，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履行民事检察的法律监督职责，真正发挥监督的作用呢？笔者认为应当重构民事检察权，这种重构应当符合宪法法律规定，应当具有中国特色，使民事检察充分发挥其作用，享有它应有的地位。

二、重构中国特色民事检察权之正当性

　　马克思曾说道：“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当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人的恣意横行”。⑴有什么样的社会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制度，离开社会基础的法律制度要么是旧有的法律制度的延续，要么是移植的但是不能生存的法律制度。世界上没有完全等同的法律制度，也没有完全等同的检察制度，即便同属英美法系的英国和美国也有差异，各具特色，比如英国在1985年才设置独立的检察机关，在此前中央检察职权分别由内政大臣、国王的法律官员和公诉处长三者分别行使，⑵其检察体制比较松散。美国一直有独立的检察机关，检察体制则具有“三级双轨、互相独立”⑶的特征。幻想以移植某种法律制度来改造社会只是一种恣意。法律制度只能以社会为基础，有什么样的社会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制度，同样检察制度的设立只能以社会为基础，有什么样的社会基础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检察制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质疑、否定中国检察制度，包括民事检察制度，实际上就是没有真正领悟检察制度产生的根源和基础。是以西方的三权分立权力模式下的检察制度来考量中国的检察制度，总认为西方检察制度没有的定位和职权，中国检察制度也不能有或不应该有，这本来就犯了基本的认识性、方向性的错误。西方的检察制度有西方的社会基础，中国的检察制度有中国的社会基础，基础不同，其检察制度当然会有差异。因此，重构中国特色的民事检察制度具有中国的正当性。

（一）重构中国特色的民事检察制度的政治权力基础

　　樊崇义教授在《检察制度原理》一书中，将检察基本原理归纳为七种，位列第一的权力模式原理。中国特色的民事检察制度最重要的正当性基础就是我国的权力模式。我国的权力模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元分立的层级化权力结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国家权力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处于核心地位，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都由它产生，它们的组成和活动必须服从于权力机关的决定，并对它负责，受它监督。”⑷这种权力模式主要是从前苏联借鉴而来，其结构特征属于垂直型，不同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三权分立没有最高权力机关，它是立法、行政、司法平行，相互制衡，属于平面或半平面的权力模式，这种权力模式有优点，即避免集权和专断，但也有其缺点，即没有科学地划分权力种类。基本权力不仅有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还有监督权等。由于这种划分，使得具有一定司法属性的检察权被迫放置于行政权种类里，致使检察权弱小，不与行政权和司法权属同一权力层级。我国是一元分立的层级权力结构，在这一权力模式下，检察权与行政、审判权同属于二级权力，并且因制衡行政权和审判权的需要而被定性为法律监督权，可见一元分立的层级权力模式更能科学的划分权力种类，使得各种权力的配备更加合理，更有利于实现权力的均衡化和权力的充分实现。当然我国的检察制度也是在人民民主理论和列宁的法律监督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民事检察权是检察权的重要内容，理所当然的应当具有中国的特色，只要有利于充分发挥民事检察权的监督制衡审判权，就应该授予民事检察权更多的监督手段，没有必要去考虑西方检察制度有没有。

（二）重构中国特色的民事检察制度的文化历史基础

　　我国是一个缺少法治传统的国家，但缺少传统并不等于没有法律制度，只是这些法律制度完全成为了封建帝王的统治工具，这些法律制度没有促成国家民主法治的进步，反到强化了封建专制统治。其实在封建时代，我国的法律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比较完备的，比如唐朝，形成了行政、监督、审判相互制衡的体制，并且作为监督权而言形成了独立的制度和体制。御史制度就是封建时代的监督制度。御史制度自秦朝初建至清末2000余年，其间，名称虽有变化，职权有所调整，但基本权能没有变，就是纠察百官，监督行政、审判。御史制度是中国古代有专门机构，专职人员的监督机构，是应封建帝制需要而产生，形成了中国的文化基础。我国的检察制度虽然是从前苏联借鉴而来，是受列宁法律监督思想影响而设置，但是不无我国御史制度的影子，是御史文化的一种隐性传承。如果只是整体移植前苏联的检察制度而不符合中国国情，不与我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这种制度是不会有生命力的。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游历日本、欧美，受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影响很深，但是他的宪法思想也并不是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的权力模式，而是结合当时的中国现实，提出了五权宪法和权能分治学说，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监察权相互独立，相互制约。与此相应，中央政府实行五院制，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其中，监察院就是行使监督权的机构，这也有我国御史文化的影响。可以说适合国情的检察制度才会有生命力，才是科学的制度。这个国情包含历史文化，没有那个国家的制度是脱离自身文化传承和历史的，包括检察制度，也包括民事检察制度。

（三）重构中国特色的民事检察制度的现实实践基础

　　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很高：法律监督的专门机关，但是现实中检察机关的地位却十分尴尬，错位严重，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立法的缺陷。虽然宪法有规定，但是缺乏履行法律监督所必要的保障手段。民事检察监督更是如此。但我国的法治国情却非常需要民事检察监督。
　　我国目前的法律对民事检察监督的规定仅限于《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在《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原则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第一百八十七至一百九十条对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权做出了规定。《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第五项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从仅有规定的法律条文看，这些规定主要是针对抗诉权而言。其他监督权则是一片空白。这与当前世界各国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的趋势不符，与中央要求检察机关加强法律监督的要求不合。中央要求“要充分发挥…人民检察院民事审判、行政诉讼法律监督职能，…”， “人民检察院要抓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突出问题，加大法律监督力度，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⑸因此，民事检察监督立法滞后的状况严重制约了民事检察权效能的发挥，不利于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
　　当前的民事审判、民事执行活动的状况也非常需要民事检察监督。民事审判缺乏公信力，民事执行缺乏信任度，其过程中的违法犯罪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五年来，全国法院违纪违法的法官被查处的人数逐年下降，其中，利用审判权和执行权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从2003年的468人下降到2007年的218人，下降53.42%”。⑹虽然是逐年下降，但是这只是被查处的数字。2009年，全国共查处违纪违法人员７１２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１０５人。⑺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受贿案的发生及最近揭露出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原局长乌小青受贿案更是暴露出民事审判、执行领域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这充分印证了“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⑻的至理名言。在现阶段，审判权、执行权过于强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法官，特别基层法官的整体素质不高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强有力的外部监督，重构民事检察权，强化民事检察监督是现实之亟需。

三、中国特色民事检察权的重构

　　如前所述，民事检察制度的立法十分不完善，严重滞后，需要重构。但是要重构还有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需要探讨，就是检察权的性质和权能。
　　关于检察权的性质，大陆法系多是定性为准司法权，英美法系定性为行政权。我国理论界争议颇多，有行政权、司法权、行政司法双重属性、监督权的观点，在宪法上定性为法律监督权。在权能上，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具有公诉和法律监督两项权能，英美法系国家一般只具有公诉权能。可以看出，作为检察权的权能是多项的，是可以并存的。换言之，检察机关既可以享有公诉权，又可以享有法律监督权，只是孰轻孰重而已，并不是只能享有一种权能。有的学者认为，检察机关既然是法律监督机关就不应该享有诉权或者侦查权，不能即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种观点不符合检察权的实际。
　　中国特色民事检察权可以包括以下权能。
　　一是抗诉权，有人又称之为决定再审权⑼。抗诉权是法律明确授予的监督权力，检察机关充分行使了该权力，自1988-2007年，共提出抗诉150926件，其中1997-2007年共提出抗诉145072件，法院再审审结84070件，改判、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调解62559件，维持原判20141件，其他处理1670件，改变率为74%。⑽抗诉取得了明显的法律效果，制衡效果。因此抗诉权（或决定再审权）是民事检察权的首项权能。
　　二是建议权。检察机关应该享有向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向人民法院和其他单位发出工作建议的权能。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理规则》（以下简称《规则》），《规则》第二十五条第五项，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对个案件审检察建议和工作建议做出了规定，检察机关也开始运用检察建议，主要是个案再审检察建议开展工作，2003-2007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向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24782件，人民法院采纳13780件，⑾采纳率为55.6%，这里的采纳是指人民法院立案再审，并不是指再审的改变率，再审改变率应当低于采纳率，可见检察建议的效果远不如抗诉。究其原因，主要是《规则》属于检察机关单方司法解释，作用有限，接受与否全取决于人民法院的认识和态度。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手段，法律应授权并制定程序性保障措施，如检察建议发出后，人民法院或其他单位应该如何回应检察建议等。
　　三、调查权。调查权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保障性权能。调查权包括办理申诉案件过程中的调查取证权和对民事审判人员、执行人员违法行为的调查权。在“新证据”成为抗诉理由之后，调查取证权的作用越来越大，在某种情形下可以决定抗诉的成败。《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抗诉（再审）事由中，有许多是涉及民事审判人员（含执行）违法的情形，因此授予检察机关民事审判（含执行）人员的违法行为调查权无疑是检察机关充分履职的必备要件。但是目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也只是《规　则》有些规定，严重制约了民事检察权的发挥。法律应尽快予以规定。
　　四是侦查权。2004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整合检察资源时下发了《关于调整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侦查分工的通知》，《通知》规定：“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对在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过程中发现的审判人员职务犯罪线索，经检察长同意，可以进行初查；经初查，符合立案条件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直接立案侦查”。从而将民事审判、执行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权有条件的赋予民事行政检察部门，2009年，根据司法改革的要求，又将侦查权收归了反渎职侵权检察部门，收归的原因是不太清楚。但是侦查权的收回意味着民事检察监督缺少了一个非常重要且十分刚性的权力，这对民事检察监督的作用和效果有重大影响。将侦查权有条件的授权民事行政检部门有十足的合理性，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熟悉民事法律，熟悉审判、执行的程序，在办理申诉案件过程中容易发现违法犯罪线索，这是先天性优势，同时也能提高民事行政检察人员的发现意识，为查处民事审判（执行）人员职务犯罪创造条件。因此，笔者认为应将民事审判（执行）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权有条件的赋予民事行政检察部门，以确保民事检察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
　　五是民事公诉权。在西方国家，检察机关都享有民事公诉权，如大陆法系的法国、德国、日本皆有公益诉讼，英美法系的美国等亦有公益诉讼。虽然不是西方国家有，我国一定要有，但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要求予以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我国，检察机关是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因为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进行诉讼活动，代表国家履行法律职责。既然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刑事公诉，自然也可以代表国家提起民事公诉，包括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从1997年开始，检察机关已经进行民事公诉的探索工作，办理了一批有影响、有效果的民事公诉案件。授权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符合世界之潮流，亦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需要。
　　六是督促、支持起诉权。督促、支持起诉是检察机关近些年探索的一个方面。督促起诉，指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损害国家、集体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督促负有管理职责的单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支持起诉，指人民检察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对损害弱势群体民事权益的行为，支持受损害的群体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⑿昔日法律对此规定原则模糊，操作性不强，因此，立法应加以完善，以确保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七是调卷权。调卷权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基础性权力，是民事检察监督不可或缺的权力保障。调卷权虽然经过多次检、法两院协调，虽然在一定时期获得了较好解决，但是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反反复复，时而解决好了，时而又变化，时而可以借卷，时而又不能借卷。法律应快速做出规定：检察机关借阅民事审判卷宗，人民法院应当借阅并积极配合，不得拒绝。
　　八是民事执行监督权。民事执行是当前社会的焦点话题，亦是法官违法犯罪的多发区、重灾区，人民群众多有微词。笔者在2008年撰写《浅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一文，就执行检察监督问题进行过探讨，这里不再赘述。授予检察机关民事执行检察权是社会之需，人民群众之需，刻不容缓。
　　重构中国特色的民事检察制度应建立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之上的，不应以三权分立权力模式下的西方检察制度来审视我国的检察制度，“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⒀中国的民事检察制度必须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应放在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的背景下思考，只有如此才会有生命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