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2010〕第23号
《重庆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已于2010年7月23日经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0年7月23日
重庆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参与权、受保护权、受教育权等权利。
未成年人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平等地享有权利。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得到特殊、优先保护。
第三条 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各级国家机关、武装力量、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应当教育和帮助未成年人，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各级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在处理与未成年人权益有关的事务时，应当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等状况，了解和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
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控告。
第四条 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当引导、教育和帮助未成年人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掌握基本的生存和应对意外事件的常识，了解与自身权益相关的法律、法规，抵制不良行为、违法犯罪行为的引诱。
对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未成年人有权提出检举、控告或者申请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五条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由本市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并组织实施。
市和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相关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其年增长幅度应当不低于当年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第六条 市和区县（自治县）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协调机构，其日常工作由同级共产主义青年团委员会承担，并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协调机构由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单位负责人组成。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确定人员负责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协调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和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并对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二）协调解决本行政区域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三）组织、协调、指导、监督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共同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四）接受有关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投诉、举报、控告，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提出处理意见或者移送有关部门查处；
（五）组织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调查研究，向有关主管机关和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
（六）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经验交流和学术研讨，宣传和推广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有益经验；
（七）制定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发展规划，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工作制度；
（八）对本级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成员单位和下一级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协调机构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年度目标任务考核，并纳入市人民政府年度目标考核。
第七条 文化、教育、工商、公安、通信、食品药品、价格等主管部门、文化执法机构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建立信息共享、联合执法、责任倒查等工作机制，共同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对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组织或者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三章 家庭保护
第八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法制教育，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家庭中的其他成年人应当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教育予以协助。
第九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接受有关单位和组织提供的家庭教育指导，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以健康思想、良好行为和科学方法教育、影响未成年人。
第十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保障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使适龄未成年人依法接受义务教育，不得以任何理由使其辍学。
对旷课、放弃正常学习的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配合学校共同教育，督促其返校就读。
第十一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女性未成年人、未成年的残疾子女、继子女、养子女、非婚生子女、父母离婚后随其中一方生活的子女，应当依法履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不得歧视、伤害、虐待或者遗弃。
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
第十二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结合未成年人的生理发育、心理发展状况，进行生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健康指导，不得允许或者迫使未成年人结婚或者同居，不得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
第十三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引导和监督未成年人正确使用互联网，审慎开通移动通信终端上网接入服务，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第十四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房屋装修、车辆驾驶、电器使用、食品药品使用等方面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或者技术规范，防止对未成年人造成人身损害。
第十五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履行监护职责时，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并将委托监护情况告知未成年子女所在学校和户籍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
委托监护应当充分考虑受委托监护人的家庭环境、经济状况、道德品质等基本情况，并应当听取未成年子女的意见。
父母应当与未成年子女、受委托监护人、学校、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保持经常联系，关心未成年子女的生活和健康，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
第十六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以未成年人有违法犯罪行为而拒绝履行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
对有违法行为屡教不改或者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配合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公安派出所、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进行帮助和教育，并送专门学校接受义务教育。
第十七条 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应当予以制止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应当依法查处，办理结果应当答复报告人并抄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构。
第四章 学校保护
第十八条 学校应当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责任制度，保持与未成年学生家庭、所在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相关单位的联系，共同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纳入对学校的考核范围。
第十九条 学校应当将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教育纳入教学计划，配备法制副校长或者法制辅导员，定期开展未成年学生法制教育、道德教育和自我保护教育等专题教育活动。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义务教育阶段未成年学生在户籍所在地、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居住地就近入学。
学校不得以任何形式迫使未成年学生退学或者停止接受义务教育，不得违反国家和本市规定收取费用，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开除未成年学生。
第二十一条 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规划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和监护服务工作，外出务工人员子女集中的地区每个乡镇应当建立寄宿制学校，在乡镇、村社推行建立外出务工人员子女托管服务机构，并对家庭经济困难的未成年学生给予寄宿费用减免或者资助。
鼓励社会捐资支持寄宿制学校和托管服务机构建设。
第二十二条 学校应当根据未成年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适时开展青春期教育和社会生活指导，配备心理健康辅导员，提供心理健康辅导。
第二十三条 学校应当确保课业量与未成年学生身心发展相适应，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
学校应当保证未成年学生的课外活动时间，组织开展课外文化、体育、科普等活动，保障未成年学生的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
学校应当建立管理制度，规范学生在校园内使用移动通讯工具的行为，并向学生宣传关于互联网的法律法规，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正确使用互联网。
学校和教师不得组织学生参加商业性活动或者与未成年学生年龄、身心健康等不相适应的其他活动。
第二十四条 学校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学生的人格，不得歧视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身体有残疾的未成年学生，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 学校的服务设施建设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学校应当保障校舍和其他校内设施的使用安全，定期检查维修，消除安全隐患。
学校应当建立学生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保证未成年学生的饮食安全。
第二十六条 学校应当建立校园安全制度，配备安保人员，实行校外人员入校检查登记，及时制止危害、侵害未成年学生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
学校应当协助公安机关做好校园及其周边治安工作，发现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并向公安机关报告。
公安机关应当建立校园及其周边治安管理制度，建设中小学校、幼儿园周边公共视频监控系统和报警系统，及时处理校园及其周边治安事件。
第二十七条 学校应当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组织开展针对各种灾害、传染性疾病、食物中毒、人身伤害等突发事件的应急演练，应急演练每学期不少于一次。
发生突发事件和未成年人人身伤害事故时，应当优先保护未成年人的安全。
第二十八条 学校的文化、体育设施应当在教学时间和课余时间免费向本校未成年学生开放；寒暑假、公休日、节假日期间，学校的文化体育场所、互联网上网设施应当向本校未成年学生免费开放，相关费用由财政适当补助。
第二十九条 学校对未成年学生的处分，应当听取未成年学生本人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陈述、申辩，并给予答复，同时在处分决定中说明是否采纳的理由。
受处分后有改正表现的，学校应当在其毕业前将处分记录从个人档案中消除。受处分较轻的，不记入个人档案。
第三十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规划、设置专门学校，并将其纳入普通学校序列。专门学校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专门学校的教育和管理提供指导。
未成年人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学校与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无力管教或者管教无效的，可以由其父母、其他监护人或者所在学校申请，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送专门学校接受教育和矫治。
未成年学生被送到专门学校后，原就读学校应当为其保留学籍，其专门学校学习经历不记入个人档案。专门学校学生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
专门学校应当保证未成年学生完成义务教育，开展心理辅导，矫治不良行为，并根据社会需要进行劳动技术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
第五章 社会保护
第三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社会各界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科普知识宣传，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社会氛围。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构和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建立未成年人保护服务工作制度，公开联系方式，受理投诉和提供法律、心理咨询等服务。
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和个人为未成年人开展生理、心理和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作，或者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供经费、场所、人员等资助。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未成年人的科技、文化、体育、娱乐场所等活动场所建设纳入城乡总体规划，规划草案应当征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各区县（自治县）至少应当建设一个区域性、综合性青少年活动中心。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建设未成年人课外活动场所和设施。
未成年人科技、文化、体育、娱乐场所、设施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和健康标准，建设者、管理者和经营者应当定期对未成年人活动场所、设施进行维护，消除安全隐患。
第三十三条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儿童活动中心、图书馆、文化馆、公园（植物园）、除文物建筑类和遗址类外的博物馆、纪念馆以及公益性互联网上网设施等活动场所，应当向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公益性的科技馆、展览馆、美术馆应当向学校或者社会团体组织的未成年人集体参观和随家长及其他监护人参观的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体育场馆、动物园以及非公益性的科技馆、展览馆、美术馆、文物建筑类和遗址类的博物馆、影剧院对未成年人实行至少半价的票价优惠。
第三十四条 中小学校园周围二百米范围和居民住宅楼内不得设置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营业性电子游戏场所。
中小学校园门口五十米范围内不得摆摊设点和从事妨碍教学秩序和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其他营业活动。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营业性电子游戏场所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外不得接纳未成年人。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营业性电子游戏场所经营者应当在经营场所入口及其他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限入标志。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实行有效身份证件实名登记制度。
第三十五条 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制作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淫秽、暴力、凶杀、恐怖、赌博等毒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图书、报刊、影视节目、音像资料、电子出版物。出版、播映不适宜未成年人阅读、观看的图书、报刊、影视节目、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应当在醒目位置标识警示说明。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利用互联网向未成年人传播淫秽、暴力、凶杀、恐怖、赌博等有害信息。
网络服务提供者、相关监管部门应当依法对互联网信息进行管理和监督。
第三十六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或者提供烟酒；彩票销售场所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和兑付奖金。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烟酒经营及彩票销售场所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和彩票的标志。
第三十七条 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食品、药品、玩具、用具和游乐设施等，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不得有害于未成年人的安全和健康；如需要标明注意事项的，应当在显著位置用中文标明。
第三十八条 卫生部门和学校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必要的卫生保健条件，宣传卫生保健知识，开展预防接种工作，对于国家免疫规划项目的预防接种实行免费，逐步扩大免费预防接种的范围。
卫生部门应当对学校卫生保健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协助学校开展对未成年学生的体检工作。
第三十九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违背法律规定，开拆或者查看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记录、手机短信等个人信息，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
第四十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组织、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实施乞讨、有害其身心健康的表演或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民政部门应当设立救助场所，对孤儿、流浪乞讨等生活无着的未成年人实施救助，承担临时监护责任。在临时监护期间，民政部门应当及时查明其监护人，并负责交送其监护人。暂时无法查明的，由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收养。
第四十一条 解除羁押、服刑期满、解除强制性教育措施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歧视或者阻挠。
第六章 司法保护
第四十二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在司法活动中应当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进行有效矫治，防止其重新违法犯罪。
第四十三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案件。
对羁押、服刑的未成年人，应当与成年人分别关押。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法律法规被处以行政拘留或者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应当在专门场所执行。
第四十四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询问未成年被害人、未成年证人时，应当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到场。无法通知或者通知后不到场的，应当通知未成年人所在学校、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或者人民团体、法律援助机构派人到场。
第四十五条 对需要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机构或者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
未成年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
第四十六条 人民法院在司法活动中，应当严格执行不公开审理的规定。对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
对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性侵害案件，人民法院一律不得公开审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应当给予被害人特别保护。
第四十七条 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自行或者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学校、有关社会团体组织、辩护人也可以进行社会调查。
学校、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及有关人员应当配合社会调查，如实提供未成年人的有关情况。
社会调查内容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调查材料可以作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是否逮捕、提起公诉和判处刑罚的参考依据。
调查材料不得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八条 人民法院审理继承案件，应当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继承权和受遗赠权。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离婚双方因抚养未成年子女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应当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的未成年子女的意见，根据保障子女权益的原则和双方具体情况依法处理。
第四十九条 刑罚执行机关应当根据服刑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情况，完善管教措施，开展帮教工作。
第五十条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报道，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第五十一条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社会团体、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各有关单位应当配合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做好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正、挽救工作。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二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其他家庭成员或者所在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报告，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处理并给予劝诫、批评教育；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抚养义务，由其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诫、制止；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放任未成年人的严重不良行为的，公安机关应当予以训诫，责令其严加管教。拒不改正的，未成年人的亲属或者就读学校、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撤销其监护人资格，人民法院撤销原监护人监护资格后，应当另行指定监护人，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原监护人仍应当支付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用。
第五十三条 学校教职员工对未成年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损害未成年学生人格尊严等行为的，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规定给予处分。造成民事损害的，应当依法赔偿；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由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活动场所免费或者优惠开放规定的，由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五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未落实身份证登记制度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其中有接纳未成年人上网情形的，由文化行政执法机构依法查处。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文化行政执法机构依法予以取缔，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市政、工商等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责令移除，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在本条例施行前已经设置的，应当在三个月内迁移或者停业。逾期未迁移或者停业的，依照前款给予处罚。
第五十七条 营业性电子游戏场所未在入口及其他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限入标志的，由文化行政执法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未在入口及其他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标志的，由文化行政执法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八条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营业性电子游戏场所违法接纳未成年人的，文化行政执法机构按照以下规定予以处罚，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六个月；
（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一次接纳两名以下未成年人的，依法责令停业整顿三十日；一次接纳三名以上未成年人或者一年内累计两次接纳未成年人的，依法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三）营业性电子游戏场所在国家节假日外接纳未成年人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三个月。
第五十九条 制作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淫秽、暴力、凶杀、恐怖、赌博等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图书、报刊、音像资料、电子出版物或者网络信息等的，由公安机关、文化执法机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出版、播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不适宜未成年人阅读、观看的图书、报刊、影视节目、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及网络信息，没有在醒目位置标识警示说明的，由文化行政执法机构依法查处。
第六十条 组织、教唆、胁迫未成年人乞讨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胁迫、诱骗未成年人进行残忍、恐怖、色情表演的，由公安机关、工商行政主管部门依照职责分别责令停业整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一条 烟酒、彩票销售场所未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彩票标志的，由烟草、酒类、民政、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酒类行政主管部门处以二百元以上两千元以下罚款。
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向未成年人出售彩票的，由财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彩票代销者向未成年人出售彩票的，由民政部门、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二条 向未成年人发送有害信息的单位、个人，由公安等职能部门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六十三条 泄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四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文化行政执法机构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的工作人员有以下情形的，相关部门应当实施行政问责，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其主管部门或者监察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批准不符合法定设立条件的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电子游戏场所的；
（二）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举报、通报不及时查处或者不予依法查处的；
（三）为违法经营场所通风报信的；
（四）对提出申诉、控告、检举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的；
（五）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条规定未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
（六）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五条 本条例所称的学校，是指各级人民政府设立或者政府相关部门根据职权批准设立的全日制小学、全日制普通中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专门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幼儿园、托儿所以及其他承担未成年人教育任务的机构。
第六十六条 本条例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1998年5月29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同时废止。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从人身损害伤残、死亡赔偿金法律属性的界定
谈司法审判中应有的人权保护意识与人文关怀精神
刘京柱
当前，在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侵害生命、健康和身体权导致的损害赔偿纠纷居高不下，由于有关的一般性立法不完备，特别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不够协调统一， 尤其是近20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国民人均收入不断提高，使得这些案件的审理较为困难，其中，如何确定赔偿数额，特别是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法律属性及赔偿数额的计算标准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和热点，值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发布实施之际，笔者拟结合《解释》的有关条款以及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就人身损害伤残、死亡赔偿金法律属性的界定以及司法审判中如何切实树立人权保护意识，阐释法律条文背后的人文关怀精神作一初探，以期抛砖引玉。
一、人身损害伤残、死亡赔偿金法律属性的界定
侵害公民的生命、身体健康权导致受害人伤残、死亡的，加害人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了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残废者生活补助费”；造成死亡的，应当赔偿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包括受害人受害后至死亡前发生的医疗费用、交通、食宿和护理费用等）。在司法实践中，通常是按照受害人所在地“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的标准来确定“残废者生活补助费”标准①。但多年来人民法院在审理受害人死亡的案件时多数情况下早已突破了《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判决给受害人近亲属一定数额的死亡赔偿金（或死亡补偿费）。但对死亡赔偿金（或死亡补偿费）的数额计算上缺乏执法的统一性，有些判决在计算赔偿数额时是以《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八）项作为参考依据，即：“死亡补偿费，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十年。对不满十六周岁的，年龄每小一岁减少一年；对七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最低均不少于五年。”；有的则是根据侵害人的过错程度和经济承担能力等因素，按照“全省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赔偿二十年。对不满十八周岁的，年龄每小一岁减少一年；对七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最低均不少于五年。”②。在残疾赔偿金（有的称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数额的计算上也是极不统一，如《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五）项规定“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根据伤残等级，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自定残之月起赔偿二十年。但五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最低不少于十年；七十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6条（2）项规定“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标准”参照伤残评定等级或伤残指数，按照侵害行为发生地的地市（省辖市）政府公布的年度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自定残之日起，赔偿二十年。但五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最低不少于十年；七十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3号《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法释[2001]3号）仍沿用了“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来计算“残疾人生活补助费”和“死亡补偿费”。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7号《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法释［2001］7号）第九条规定，致人残疾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残疾赔偿金，致人死亡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死亡赔偿金。该解释第九条的规定将人身损害伤残、死亡赔偿金的法律属性界定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方式。在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数额的确定上，法释［2001］7号第十条规定要根据下列因素：（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残疾赔偿金”计算方法为“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确定，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十倍，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该款第（三）项规定了“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
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究竟具有何属性，是一种物质性的财产损失，还是一种精神损害抚慰金，抑或兼具精神损害和物质损失两项性质？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可以说是极不统一，前引内容可见一斑；在法学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对此亦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7号的主要起草人陈现杰博士撰文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一条、四十二条所规定的“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其性质均属法释［2001］7号规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产品质量法也有相同规定。此外，《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八）项规定的“死亡补偿费”，与“死亡赔偿金”名称不同，但具有同一性质，属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五）项规定的“残疾者生活补助费”以及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残废者生活补助费”属于对受害人财产损失的赔偿，不属精神损害抚慰金，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相同，而不能与法释［2001］7号中的“残疾赔偿金”作同一解释。同时，陈博士还认为我国有关立法对死者逸失利益的赔偿属于“扶养丧失”{指因受害人死亡，死者亲属丧失了原有扶养费供给来源，并支出丧葬费，对其财产损失（丧葬费、生活补助费）和精神损害（死亡赔偿金）应予赔偿}的损失赔偿类型，故“死亡赔偿金”应理解为精神损害赔偿。③
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并于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三款规定受害人因伤致残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死亡补偿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第二十五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依照该司法解释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上述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均属于物质损害赔偿金，而不再属于精神损害抚慰金。
既然人身损害赔偿中的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均属于物质损害赔偿金，而不再属于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残疾赔偿金是否应为受害致残人的个人财产？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25日发布的法释［2003］19号《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军人的伤亡保险金、伤残补助金、医药生活补助费属于个人财产。”该项解释仅就“军人”这一特殊群体的“伤残补助金”明确界定为个人财产，但对作为非“军人”的一般群体，也应作同一理解，否则难免给人以“厚此薄彼”之嫌，且有违最大限度地救济受害者、填平其所受损害的立法价值选择。对死亡赔偿金，究其作为直接受害人死者的遗产、个人合法财产，还是作为间接受害人死者近亲属的收入损失赔偿或是对死者近亲属的物质帮助与精神抚慰？可以说，在理论上和实务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持“遗产”观点的认为可以直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处理；持“物质帮助与精神抚慰”观点的人认为可以由死者生前供养的直系亲属领受。笔者认为“遗产”观点和死者“个人合法财产”观点均不妥。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虽然死亡补偿费也是公民死亡时发生的，与遗产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二者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一）死亡补偿费是公民因人身损害事故死亡之后才发生的，非该公民死亡时所遗留的；（二）《继承法》详细规定了遗产的范围，该范围之内并没有包括死亡补偿费；（三）任何公民均可以在生前立遗嘱处分自己的遗产，如未立遗嘱，死后也可以依照法定继承原则分配该公民的遗产，而公民在生前无法也不可能处分自己的死亡补偿费；（四）如按遗产处理死亡补偿费，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也有权分得该项的一部分，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指的是《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的两种人，即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而且根据《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如按遗产处理死亡补偿费，继承人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这有悖于立法上设死亡补偿费的目的。总之，死亡补偿费不符合遗产的构成要件，不能认定成为公民的遗产。认为死亡补偿费是死者的个人财产，也是欠妥的。这是因为：（一）任何公民要取得财产所有权必须有合法依据，公民只有在自己生命存在的情况下，才能通过行使一定的民事行为，合法取得财产所有权，但由于加害人支付死亡补偿费时，该公民已经死亡，也就不是通过亲自行使民事行为而取得该款项的所有权；（二）由于死亡补偿费是在公民死亡之后才由加害人支付的，该公民无法将其作为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进行使用，也无法对该费用享有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三）公民不能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合法财产所有权，否则，不但违反了法律规定，而且有悖于社会的公序良俗。因此，死亡补偿费不属于公民的个人合法财产。笔者认为，死亡赔偿金是死者因他人致害死亡后由加害人给其亲属所造成的物质性收入损失的一种补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据此，刑事案件被害人的近亲属，就死亡赔偿金，无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还是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都不予支持。对此，笔者认为不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第四条：死亡赔偿范围包括收入损失，医疗、护理费，安抚费，丧葬费和寻找尸体、遗属的交通、食宿及误工等其他必要的费用。其中，安抚费是指对死者遗属的精神损失所给予的补偿，即精神损害赔偿。死亡赔偿金的外延无论是扩大至上述司法解释所列的整个死亡赔偿范围，还是仅限于收入损失，也都不能等同于精神损害赔偿。由此可见，将死亡赔偿金界定为精神损害赔偿，显然与上述司法解释精神相冲突。
《解释》根据1994年5月12日八届人大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对死亡赔偿金内涵的确定将“死亡赔偿金”界定为财产性质的收入损失赔偿。这时的收入损失应指受害人近亲属的损失，而非受害死者的损失，且仅指财产性质的收入损失，不包括受害人近亲属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当说，这一界定是准确的，民法理论认为，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受害人因侵权行为死亡后，其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已经消灭，因此，死亡受害人不能以主体资格主张民事权利；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是间接受害人，即死者近亲属。本次司法解释纠正了法释［2001］7号对“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性质界定上的不当，体现了对受害人及其近亲属的人权保护和司法的终极人文关怀精神。
综上，笔者认为，在一般人身损害中“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法律属性应界定为残疾者的物质性收入损失和死者近亲属的物质性收入损失，而不应再认为“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两种方式。
二、司法审判中应有的人权保护意识与人文终极关怀精神
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中外各种交往也随之空前活跃。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的法律法规亟待同国际公约、国际条约、国际惯例接轨，审判工作中亟待增强适用 “游戏规则”的意识。惟此，才能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促进外贸、保障人权，向世界彰显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风范。
长期以来，由于各方面原因，在我国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中，对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奉行“填补”原则，对残疾赔偿金或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数额的计算上立足于使受害人达到法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或与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相当的程度，而对受害人受到伤害前的生活水准“置之度外”。对死亡赔偿金或死亡补偿费，往往以“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或者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等的规定，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城镇居民或农村居民的平均生活费给予10年不等的补偿。例如，重庆綦江彩虹桥的垮塌，埋葬了数十名无辜者的生命。对于城乡死难者赔偿的不同，就遭到死难者家属的质疑。除每个死者获得相同的2.2万元精神慰藉费外，死亡补偿费按城镇户口、农村户口分了两个档次，城镇死难者每人4.854万元，农村死难者每人2.2万元，死难儿童分别减半。包括死难者家属在内的广大人士对此赔付方案提出质疑：一样遇难，补偿为啥两样？对此，我国著名的民商法专家杨立新教授表示：“在赔偿问题上提出所谓的‘城乡差别赔偿’，在侵权行为法看来，是十分荒谬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宪法原则。因同一个事故死亡，却在赔偿问题上搞城乡差别，无论谁都不会同意。提到綦江用的“死亡儿童减半”的赔偿方法，杨立新称，这在侵权法上也是闻所未闻的。④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国一些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赔偿金额达到了使企业难以维持生存的地步。入世以后，我国公民、法人也会全方位参与海外市场竞争，一旦我国公民在外国合法人身权益受到损害，依据所在地国法律完全可以获得高额赔偿金，而所在地国极有可能因中国相关法律对其公民保护程度，采取对等原则。这对于我国海外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是极为不利的。
《解释》的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如在规定赔偿死亡补偿费（或死亡赔偿金）外，赔偿义务人仍要赔偿受害人的被扶养人的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的性质既然为受害人近亲属的物质性财产损失，则“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包括在受害人近亲属物质性财产损失范围之内。二者的一并赔偿对赔偿义务人而言有失公允。又如，在赔偿标准的确定上，考虑了民法中的“平均的正义”或者“矫正的正义”的价值理念，或者侵权法中的“损失填补”或者“填平损害”的理论，未对现代司法理念中的由“平均的正义”或者“矫正的正义”向“分配的正义”发展予以重视。现代社会，人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作为生命个体的人其生命健康权理应获得尊重，同时，其作为社会群体的成员，在其人格权利和财产权利受到威胁时也有权利获得社会的救助与保障。现代文明社会的国家和政府也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即采取各种合法有效的措施和手段来积极保障和促进公民权利（力），而不是籍口司法的终极裁判漠视甚至践踏公民权利（力）。作为国家机器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审判机构，在审判活动中贯彻执行有关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法规的同时，应充分阐释法律条文背后隐藏的人文关怀精神，以司法的经验智慧衡平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尽量不至于以一种合法的手段或方式使一方当事人陷于无可挽回的“深渊”，为自己先前的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现实情况又是怎样呢？如果在个案中不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受害人受到伤害前的经济收入情况、生活消费水平及其今后创造财富的能力等因素，一个不容置疑的后果就是赔偿义务人“破罐了破摔”，一任法院裁判，反正“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而得不到及时有效执行的法院判决，对受害人及其近亲属而言，也只能是“水中月”、“镜里花”，空欢喜一场。法院的“空调白判”到头来只会引发新的社会不稳定（这决非危言耸听！在人民法院的执行实践中，赔偿义务人因无力偿债而举家外迁逃债，令赔偿权利人束手无策，进而对法律产生失落，到法院、信访局等单位上访、缠执。），损害司法的权威。又如，对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数额的计算标准上，虽然纠正了过去对残疾受害人的收入损失不予赔偿，只赔偿其生活补助费的错误，但《解释》所规定的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是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当然对残疾赔偿金还要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的因素，在对既有标准予以适当矫正的同时，再次区分了城镇与农村，难免给人一种感觉，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说说而已，要动真格的，还得看你的身份，看你生来是“市民”还是“农民”。一个城镇居民生命的价值可能是一个农民居民的几倍，如依照《解释》的规定，山东省统计局于2004年2月26日发布的《2003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称，2003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399.9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150.5元，照此数字，在同一个人身损害致人死亡的赔偿中，城镇居民的死亡赔偿金为167998元，而农村居民的死亡赔偿金为63010元，前者是后者的2.67倍，这公平吗？按照这一区别，就像有人质疑的一样，一艘客轮遇难时，客运公司赶来的救生艇是否不再是首先抢救妇女、儿童，而是先让城镇人上救生艇，然后再去救死里逃生的农村人，因为城镇人的赔偿费用是农村人的两倍。按此推理，争相效仿，还有农村人的活路吗？⑤英国的《自由大宪章》、法国的《人权宣言》等都是强调“人们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的，权利上是平等的”，强调“人格尊严”。尊重生命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准则，生命权是最基本的人权，法律地位的平等首先表现在生命权的平等，不能因人的年龄、身份、地位、财富、信仰等方面的差别而有所不同。因此，对生命权丧失而致的补偿标准应该是同一的，不能区别对待。鉴于《解释》刚刚公布，短期内予以修正的可能性较小，我们寄希望于《民法典》的制订中能否充分考虑并反映这一精神。在当前的审判实践中，法官应在现有规定下合理谨慎地运用司法自由裁量权，以切实保护人权，彰显司法的人文关怀精神。如在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数额的确定上，法官要根据对受害人损害程度的审查判断，以及对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的感知，依照自由裁量权，确定具体的赔偿数额。另依照《解释》第三十条的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法官可以按照赔偿权利人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在审判实践中，法官据此应充分向当事人阐明相关的权利与义务，指导当事人在法定或法院限定的合法期限内，主张符合本人意愿的最大合法权益并尽最大努力地收集提供籍以支持自己主张的证据。作为一名中国法官，在遵守法律规定和法官职业操守、倡导树立现代司法理念的同时，也应充分体悟本土实际情况，不能以强调司法的被动性、中立性为由而牺牲当事人依法理应享有的民事权益，冠冕堂皇地使当事人陷入所谓法的“陷阱”。
总之，在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实践中，在涉及人身损害伤残、死亡赔偿金的给付与否及赔偿数额的计算上，法官自由裁量权作为克服纯理想主义的法典法的局限性的工具，从来就没有退出过法治的舞台。当然，自由裁量毕竟渗进法官的主观意志，极有可能出现滥用权利的现象。因此在人身损害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给付及数额的确定上，对法官自由裁量权加以限制，使其判决尽量公正合理就显得十分必要。具体措施包括加强法官业务素质训练和道德水准的提高、组成合议庭审理、确立典型判例作为参考、强调判决书应当载明判决理由并予以说明，等等。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作为一名中国法官，决不能脱离中国国情，一味地强调做“法律的奴仆”，而应与时俱进，能动执法，牢牢树立现代司法人权保护观念，向社会大众弘扬法律的深刻人文关怀精神。
注释：
①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6条“侵害他人身体致使其丧失全部或部分劳动能力的，赔偿的生活补助费，一般应补足到不低于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的标准”
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山东高院意见）第80条的规定
③陈现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判解研究》2001年第2辑第44页
④联报网2001年2月7日《重庆綦江彩虹桥垮塌案赔偿办法遭家属质疑》
⑤《“不均等赔偿”合情合理合法吗？》，载2001年3月21日《法制日报》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