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口供之必取是支撑我国“符合说”之证明标准理论成立的关键。在赋予被追诉者沉默权之后，我国的证明标准必将面临转型。对于那些被追诉者不予供述的案件，应当实行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对于那些被追诉者自愿供述的案件，可实行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一、“客观真实说”与口供之关系

在我国传统证明理论领域，“客观真实说”居统治地位。近年来虽有观点挑战此说，却未根本动摇其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支配地位。“客观真实说”的经典表述是：“刑事证明的目的，总的来说是要达到诉讼（案件）客观真实，即指公安司法人员在诉讼中根据证据所认定的案件事实要符合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1]在“客观真实说”者看来，司法实践中存在两个“事实”：一是公安司法人员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一是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诉讼活动的任务就是要达到这两个“事实”完全符合。如果这两个“事实”不符，案件就不能终结，或者需补充侦查，或者会久拖不决。一言以蔽之，“客观真实说”的实质是“符合说”。

一般来讲，对于现存的两个事物，我们可以将其进行比对，判断其是否相符。譬如，每个公民都有身份证，有关部门只要查验身份证并将其所附照片与本人进行比对，就能确定“我”是不是“我”，因为“我”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对于已经过世的前人，我们只能根据现存的史料来确定其长相如何，却不能用比对的方法来判断其长相是否真的如此。对于已逝事物的真实性的判断，只能建立在确实、充分的证据基础之上，而不能依赖所谓的“符合说”来确定其真伪。换言之，“符合说”不适用于对已逝事物或者事实的判断。

那么，按照“符合说”理论，所谓的“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在哪里？事实上，所谓“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是曾经发生过但已经消失的事实。恰如历史事实一样，都是在历史上发生过，但现在已经难以重现的事实。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历史事实是一过性的，过去了，不会重演，所谓‘复原历史事实’，其实是用证据和推理构建‘关于事实的知识’。”“譬如一个反应司法无能的电影，它先已告诉你事实明明是什么，所以你知道法庭是判错了；但是历史考证上没有这样的便宜，那个‘明明’的事实，在历史考证上恰恰是最为‘暗暗’。人们常说‘认识要与事实相符’，但必须两个东西都在明处，才能看他们是否‘相符’；若‘事实’本身在暗处，又如何判断关于这个事实的多项知识中哪一项与其‘相符’呢？”[2]正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过去，不会重演，所以汤因比才说，“历史学家经常说的‘事实明摆在那让人使用’的说法是错误的。历史学家也不是在散步的时候发现这些沿着道路堆积的事实。人的活动对事实的形成产生相当的程度作用。历史的事实绝非存在于人头脑之外的原始事物或者事件。”[3]

显然，对于已经成为历史事实的案件事实，办案人员不可能通过“时空隧道”回到“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面前，将其与自己判断得出的事实进行比对，看其二者是否符合，而只能在证据基础上，形成自己所认定的“事实”。如果证据确实、充分，我们即可确信其真实地发生过；如果证据不确实或者不充分，我们只能存疑待之，而不能得出任何结论。

然而，多年来人们为什么对“符合说”深信不疑？这与口供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具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正是口供的必取，支撑了“符合说”的成立。只有真正理解了口供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特殊地位，才能真正理解“符合说”的实质。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上，被追诉者的口供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属七种法定证据之一。其并不具有高于其他六种证据的特殊法律效力，甚至立法还强调“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事实上，口供却具有高于其他六种证据的法律效力，在办案人员认定案件事实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办案必须拿下口供，否则侦查一般不能终结。在法定的侦查措施中，第一条就是“讯问犯罪嫌疑人”，位列其他侦查措施之首。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为拿下口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恩威并用。相比之下，其他证据种类并非不可或缺。其次，口供常常是鉴别其他证据“真伪”的标尺，从而对其他证据种类具有统帅、整合作用，[4]其他证据则处于从属地位。获得犯罪嫌疑人口供后，与口供能够相互印证者才会被采纳附卷，不一致者要么隐匿不用，要么做必要“加工”，使之与口供一致。再次，口供是有罪判决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尽管法院的判决书几乎很少说理，也很少对证据的采信及运用进行论证，但判决书中一般都会写“该犯（一直）供认不讳”，或者即使庭审中被告人翻供，也会写上“有书面供述在卷”等，以此说明判决的真实性。可以说，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口供既是证据，又高于证据；既是证据，又在相当程度上等同于事实。

口供地位之所以如此之高，原因有二：一是口供中心主义的历史影响远未清除。在历史上，无论中西，口供都曾经占有至高无上地位。在欧洲，口供曾被称为“证据之王”，是最完善的证据，有此证据即可定案。[5]在我国古代，实行“定罪必取输服供词”的口供裁判主义。受此影响，在我国实践中，取得口供就等同于破案。而没有拿下口供，即使其他证据确实、充分，一般也不能结案。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公安司法人员普遍意识里，口供就是事实，口供就是真相。有了口供就等于有了“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如果缺乏口供，就相当于缺少“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符合说”也就不能成立，案件就会陷入僵局。

由此，只有在被追诉者必须开口供述的司法体制下，“符合说”才有发挥作用的余地，而在被追诉者享有沉默权的司法体制中，“符合说”是不适用的。

二、沉默权之确立与“自由心证”之作用机理

自人类司法产生以来，追求事实真相一直是刑事诉讼的目标。然而，由于不同历史阶段人类认识能力不同，确定事实真相的标准也不同。在遥远的古代，人们认为真相难逃神的眼睛，神谕的结果就是真相。[6]在中世纪，人们认为真相存在于被告人的口中。在英国确立沉默权制度前，“排除合理疑问”的证明标准尚未完全确立，任何疑问都需要被告人开口才能澄清。[7]贝卡利亚也认为，“审查犯人是为了了解真相。”[8]司法人员为取得口供，残酷的刑讯是必需的，因此，一部以口供为中心的司法史，就是一部拷问史。

不可否认，真实的口供对于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具有重大作用。但是，两点因素使口供中心主义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一是由于种种原因，口供常常偏离事实而失真；二是强迫被追诉者供述不符合现代司法文明与人道精神。在赋予被追诉者沉默权后，司法官员再也不能从口供中求得事实真相。而只能依赖证据来还原事实真相，判断真相的证明标准过渡到了“自由心证”时代。那么，“自由心证”制度下的案件真相在哪里？就在于办案人员对证据审查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信念中。这一信念就在办案人员的心中。

沉默权之赋予标志着人类司法进入了以人权保障为特征的文明时代。但同时沉默权制度也客观上增加了办案人员定案的难度。因为被追诉者开口坦白总是有利于查明事实真相的，而在自由心证制度下，法官只能以收集到的证据来确定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在口供中心主义时代，案件认定得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口供的真实与否，而在自由心证时代，案件认定的正确与否则取决于法官心证的客观与否。因为法官的心证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己对案件事实的主观判断，而“既有主观，就不免有主观主义的可能。”[9]所以“自由心证”制度的全部证据规则和诉讼程序的着眼点，均在于防止法官的主观臆断，尽量保证其判决的客观性。为此，在实行自由心证制度的国家，其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基本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证据裁判原则，即案件事实只能从办案人员对证据审查判断的基础上得来

现代自由心证制度国家几乎都实行证据裁判原则，强调裁判案件事实依靠证据，不再认可口供在裁判案件事实过程中的至高无上地位。比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其《改定律例》第318条规定：“凡定罪均须根据口供状”。到1873年将此条改为：“凡定罪均须根据证据”。在目前的日本，即使在那些被告人放弃沉默权而做出有罪供述的案件中，也要取得必需的证据，实行口供补强原则，而不认可口供具有作为定案的唯一证据的效力。

为保证证据裁判原则得到贯彻，许多国家还同时实行审判公开原则、判决理由公开制度等，以便当事人、社会大众以及上级法院对法官是否遵循证据裁判原则进行监督。正如法国学者指出的那样，“法官应当在判决中对其内心确信作出表述，用诉讼案卷与庭审辩论中向其提供的各项证据材料来证明其内心确信是正确的。没有说明理由的裁判决定（判决），或者说明理由不充分的裁判决定，或者包含有相互矛盾之理由的裁判决定，均将受到最高法院的审查。”[10]

（二）复合裁判主体原则，复合裁判主体原则多在一些主观性较强的领域实行

拿体育比赛来说，在跳水、体操等主观色彩浓厚的体育比赛项目中，都实行多数裁判主体原则；而在一些客观性较强的项目如跳高、跳远等项目中，往往有一名裁判即可。在诉讼活动中，古代的口供裁判主义下由于实行拷问和“罪从供定”原则，只要取得口供即可定案，一个法官即可完成此项任务，因为被告人是否做出供述，一个人即可做出判断。但是，在实行自由心证后，由于缺少了口供，法官必须按照其他证据对被告人是否有罪做出判断，这无疑比依靠口供定罪的做法要困难得多。为了防止一个法官可能出现的主观臆断，实行自由心证的国家同时实行多数法官裁判的复合裁判主体原则，并且要求法官的裁决必须全体一致，或者绝对多数通过，而不是简单多数通过，以保证判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的知识是要求得到共同赞同的知识，全然不同于‘仅仅是一种’（主观的）看法。”[11]需要强调的是，此处所谓的“客观性”与我国传统上认为的“客观性”有所不同。我国传统上认为的“客观性”，是指与主观性完全对立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一种结果意义上的或者说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性。此处所谓“客观性”，是指与人的主观认识相结合的一种“客观性”，其并不完全独立于人的主观性，也不与主观性相对立。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上的、认识过程中的、不能脱离人的主观认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性。比如，要求人的主观认识来源于客观证据；认识主体要中立、公正，具有自主性；认识结论要符合人类的一般经验与常识，能够获得同行的认可，从而获得共识。这种“客观性”是一种相对的、有限的客观性，而不是绝对的客观性。“与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具有更多的先验性，较少的相对性不同，有限的客观性是法律——或者任何解释性活动所能追求的唯一一种客观性，也是唯一值得我们关注的客观性。”[12]

在裁判活动中，这种“客观性”表现为认识主体达成的“共识”，即复合裁判主体原则。其要求有二：一是裁判主体应当有多个，而不是一个或寥寥数个；二是判决要求裁判全体一致或者绝对多数通过，而不是简单多数通过。比如，在美国，刑事陪审团由12名陪审员组成，一般刑事案件要求裁决的投票结果达到9票以上，死刑案件则要求全票同意，且要求12名陪审员都要投票。在法国重罪案件审判中，凡是做出对被告人不利的判决，一审时最少需要12名法官和陪审员中的8人投赞成票，而上诉审时则需要10票赞成。表决中空白票或无效票应当按有利于被告人的票数计算。我国香港的陪审团由7人组成，做出有罪判决最低要求5人同意，在废除死刑前，对于死刑的有罪判决必须是7人全体同意。

（三）直接言词原则，证据裁判原则和复合主体

裁判原则并不能当然保证裁判的客观性，因为如果证据本身充满了主观随意性，裁判的结果仍然意味着主观臆断

为保证证据本身的客观性，实行自由心证制度的国家都实行严格的证据调查程序，这就是法庭审理的直接言词原则。直接言词原则是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的合称。直接原则要求法官只能以法庭上直接调查过的证据作为裁判基础。言词原则要求对证据的提出和质证都要在法官面前以口头方式进行，否则不能作为法官裁判的依据。直接言词原则强调法官的亲历性与证据的原始性，禁止以控诉方提交的书面案卷材料作为裁判的依据，因为“朗读侦讯笔录不仅违反实质的直接性原则，而且从真实发现的角度而言，并未接受诘问检验的侦讯笔录，其记载往往断简残篇、不一而足，单单由朗读侦讯笔录，根本难以还原证人当初陈述时的氛围，潜藏郢书燕说的危险，法院难以形成对抗侦讯官员的印象与心证之裁判基础。”[13]

直接言词原则还可引申出集中审理原则和在场原则，并进一步要求裁判者具有独立自主性。集中审判原则要求审判必须持续而集中地进行，不得间断，直到法庭做出裁判为止。而在场原则要求从事法庭审理的法官必须始终在场，不得中途更换。只有贯彻集中审理原则和在场原则，庭审中的证据才能发挥对案件事实的决定作用，而只有裁判者独立自主，也才能最终保证法官的心证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坚持这样一个原则：他们必须‘自主地’从事自己的工作，不接受来自外部的控制和指导。‘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科学只有在不受非科学家的干预下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14]这种独立自主性不仅适用于科学研究，也适用于对事实的认定。

三、我国证明标准之转型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黔东南州城乡医疗救助办法（试行）的通知

黔东南府办发〔2012〕83号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黔东南州城乡医疗救助办法（试行）》已经州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黔东南州城乡医疗救助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我州社会救助体系，建立“城乡一体、标准统一、资金落实、管理规范”的医疗救助制度，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权益，根据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卫生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黔民发〔2010〕51号）精神，结合我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城乡医疗救助不限病种，不设起付线；鼓励救助对象积极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医疗救助对本应由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农合报销（补偿）的部分不予救助。
　　第三条　医疗救助实行“政府领导、民政主管、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管理体制。州人民政府负责全州医疗救助的领导工作；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医疗救助的领导工作；州民政部门主管全州医疗救助工作；县（市）民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医疗救助工作；州、县财政部门负责医疗救助资金的预算、筹集、拨付和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州、县卫生部门负责新农合与医疗救助制度的衔接，并做好相关服务工作。州、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医疗救助制度的衔接工作，并做好相关服务工作；其他各有关部门，按照部门责任做好城乡医疗救助服务、管理和监督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医疗救助的审核及有关服务工作。
　　第四条　医疗救助标准由州民政局会同州财政局、州卫生局、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全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力，以及救助对象、救助方式和医疗费用支出的实际情况，参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的相关规定制定和调整，报州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五条　城乡医疗救助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属地管理、城乡一体；
　　（二）救助标准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三）公开、公平、公正；
　　（四）突出重点、分类救助；
　　（五）政府救助与自救互助相结合。

　　第二章　救助对象
　　第六条　医疗救助对象为具有当地常住户籍的以下人员：
　　（一）农村五保供养对象；
　　（二）城市“三无”人员（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
　　（三）六十年代精简退职老职工；
　　（四）城乡低保对象；
　　（五）家庭经济困难在校大学生；
　　（六）在乡重点优抚对象（不含1-6级残疾军人）；
　　（七）城乡低收入家庭重病患者；
　　（八）县（市）人民政府认定的其他经济困难家庭人员。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救助：
　　（一）因违法犯罪、酗酒、自残、自杀、打架斗殴、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司法鉴定、劳动鉴定、工伤、职业病、孕产期保健、分娩、美容保健以及嫖娼卖淫、吸毒引起的性病、艾滋病和其它责任事故发生的医疗费用；
　　（二）在非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或自行购买药品的费用；
　　（三）超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农合规定的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范围的医药费用。
　　（四）没有按规定参保参合的人员原则上不予救助。

　　第三章　救助方式和标准
　　第八条　医疗救助按如下方式和标准执行。
　　（一）资助参保参合
　　1．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城市“三无”人员、六十年代精减退职老职工、在乡重点优抚对象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农合的个人自付部分用医疗救助基金给予全额资助；
　　2．城乡低保对象、家庭经济困难在校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农合的个人自付部分用医疗救助基金给予每人每年不低于10元的资助。具体资助金额由州人民政府根据当年医疗救助基金的筹集情况确定。
　　（二）门诊医疗救助
　　1．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城市“三无”人员、六十年代精减退职老职工在州内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以下简称州内定点医疗机构）治疗，门诊费用符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农合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和医疗服务设施范围（以下统称规定的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范围），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农合的规定报销后（以下统称按规定报销<补偿>），个人自付部分用医疗救助基金给予全额救助，年救助封顶线为300元。
　　2．城乡低保对象、家庭经济困难在校大学生在州内定点医疗机构治疗，门诊费用符合规定的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范围，按规定报销（补偿）后，个人自付部分用医疗救助基金给予50%的救助，年救助封顶线为100元。
　　3．患有特殊病种的医疗救助对象的门诊医疗费用参照住院医疗救助标准给予救助。
　　（三）住院医疗救助
　　1．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城市“三无”人员、六十年代精简退职老职工在州内定点医院住院治疗，医疗费用符合规定的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范围，按规定报销（补偿）和办理商业医疗保险赔付后，个人自付部分用医疗救助基金按比例实施救助，年救助封顶线为30000元。其中，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城市“三无”人员符合救助的个人自付部分在年封顶线内实行全额救助；六十年代精简退职老职工符合救助的个人自付费用在10000元以内实行全额救助，10000元以上部分按50%救助。
　　2．城乡低保对象、在乡重点优抚对象、城乡低收入家庭患重病人员在州内定点医院住院治疗，医疗费用符合规定的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范围，按规定报销（补偿）、领取医疗保障补助金或办理商业医疗保险赔付后，个人自付部分用医疗救助基金按比例实施救助，年救助封顶线20000元。
　　⑴符合救助条件的个人自付部分在2000元以内的，按10%救助。
　　⑵符合救助条件的个人自付部分在2001—5000元的，按20%救助。
　　⑶符合救助条件的个人自付部分在5001—10000元的，按30%救助。
　　⑷符合救助条件的个人自付部分在10001—15000元的，按40%救助。
　　⑸符合救助条件的个人自付部分在15001元以上的，按50%救助，最高救助金额20000元。
　　3．医疗救助对象因病需转往州外或在州外发生疾病治疗的，需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农合的相关规定履行转诊转院手续后，方能申请住院医疗救助。
　　（四）临时医疗救助
　　1．县（市）人民政府认定的其他经济困难家庭人员患重大疾病住院治疗，医疗费用符合规定的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范围，按规定报销（补偿）及办理商业医疗保险赔付后，个人自付部分用医疗救助基金按比例救助，年救助封顶线10000元。
　　⑴符合救助条件的个人自付部分在5000元以内的，按10%救助。
　　⑵符合救助条件的个人自付部分在5001—15000元的，按30%救助。
　　⑶符合救助条件的个人自付部分在15001以上元的，按50%救助，最高救助金额10000元。
　　2．因长年患病造成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力的医疗救助对象，在非定点医疗机构治病，参照门诊救助标准给予临时医疗救助。患有特殊病种的医疗救助对象，参照城市“三无”人员的门诊医疗救助标准给予临时医疗救助。

　　第四章　申请审批程序
　　第九条　申请医疗救助应由本人或户主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并如实提供下列材料：
　　（一）本人或户主签名的医疗救助申请书；
　　（二）本人及户主的身份证和户口簿复印件；
　　（三）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农村五保供养证、城市“三无”人员证明书、优待证、残疾证、学生证、城乡低收入家庭证明书等相关证件复印件；
　　（四）门诊费用结算单、住院费用报销（补偿）清单或结算单、转诊报销凭证、商业保险赔偿清单原件和社会互助帮困的情况证明（门诊费用结算单、住院费用报销<补偿>清单或结算单、转诊报销凭证复印件需加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农合经办机构印章及经办机构负责人签名）；
　　（五）医疗诊断书和必要的病史材料；
　　（六）其他相关材料。
　　第十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申请人提出的材料进行审核，符合救助条件的，填写《黔东南州城乡医疗救助审核审批表》、签署审核意见并加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公章后，报县（市）民政部门审批；不合符救助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县（市）民政部门对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上报的审核材料，每半个月集中审批一次，符合救助条件的，在完成审批工作当日（特殊情况下不超过2个工作日）作出审批意见；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一条　县（市）民政部门应在作出审批后的2个工作日内，发出《黔东南州城乡居民医疗救助通知书》一式两份，一份给申请人，一份给乡镇（街道）备案。同时，从设在县（市）民政部门的医疗救助基金专户中提取相应的医疗救助资金，直接发放给救助对象。
　　第十二条　医疗救助申请需在按规定报销或办理商业医疗保险赔付后的60日内提出，过期不予受理。

　　第五章　资金的筹集
　　第十三条　医疗救助资金通过下列渠道筹集：
　　（一）中央和省财政下拨的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
　　（二）州级按全州户籍人口每人每年0.1元,县级按辖区户籍人口每人每年1元列入财政预算；
　　（三）州级从福利彩票公益金中安排的资金；
　　（四）慈善机构、社会组织、个人捐助的资金；
　　（五）其他方式筹集的医疗救助资金。

　　第六章　资金的管理
　　第十四条　州财政局、州民政局根据县（市）医疗救助工作开展的情况，下拨上级和本级安排的医疗救助资金。
　　第十五条　医疗救助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专账核算、专项管理、专款专用。
　　县（市）财政部门在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中建立“医疗救助基金专账”用于办理医疗救助基金的汇集、核拨和支付等业务。县（市）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按季度划拨至本级“医疗救助基金专账”；县（市）财政部门收到上级补助资金之后应及时全额划拨至“医疗救助基金专账”；县（市）直接接收的社会各界的医疗救助捐款及其他各项医疗救助资金应及时缴入县（市）财政部门“医疗救助基金专账”。
　　县（市）民政部门设立“医疗救助基金专账”，用于办理基金的支付和发放业务。县（市）民政部门应按季度提前提出医疗救助资金使用计划，使用计划商同级财政部门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由县（市）财政部门按照使用计划将医疗救助资金于季前预拨到民政部门设立的“医疗救助基金专账”，由民政部门按救助规定予以支付。
　　第十六条　医疗救助资金必须全部用于医疗救助对象的医疗费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挪用，不得从基金中提取管理费或列作其他费用。民政部门将城乡医疗救助资金的收入、使用情况纳入政务公开内容，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七条　医疗救助基金坚持量入而出，在确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做到基金收支基本平衡，略有结余。县（市）年度累计结余资金一般不应超过当年筹集基金总额的15%，且要按规定及时结转下年使用，不得挪作他用。对结余资金过多的，州财政局、州民政局将酌情减拨或停拨补助资金。
　　第十八条　城乡医疗救助工作经费由县（市）人民政府列入财政预算，并逐年增加。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申请医疗救助的人员应当主动配合调查，并如实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对弄虚作假、骗取医疗救助金的，由民政部门如数追回。
　　第二十条　民政等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医疗救助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贪污、挪用、扣压医疗救助资金的，依规给予严肃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县（市）民政、财政、卫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要通力合作，相互衔接，逐步建立以县（市）为单位的医疗救助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农合相衔接的“一体化”医疗救助信息管理系统，推行定点医疗服务机构同步结算医疗救助费用的办法，实现一个服务窗口即时结算，切实提高医疗救助的时效性，使困难群众能够及时享受到基本医疗保障。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家庭成员患危重疾病，在领取各种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农合医疗救助和其他社会救助帮困资金后，因个人负担的医疗费数额较大，直接导致家庭基本生活难以维持的，用临时救助保障其基本生活。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所指特殊病种包括：各类恶性肿瘤；慢性肾功能衰竭；器官移植术后的抗排异药物治疗；慢性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精神分裂症；糖尿病（合并心、脑肾及神经系统慢性病变）；脑卒中后遗症（脑出血、脑栓塞、脑血栓引起）；肝硬化（肝功能失代偿期）；肺结核病；系统性红斑狼疮；原发性高血压病（合并有心、脑、肾损害）；冠心病（合并心肌梗塞、心力衰竭、严重心律失常、心脏扩大）；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合并肺心病、呼吸衰竭）；甲亢（浸润性突眼、严重心律不齐、心脏扩大、心力衰竭）；血友病。
　　特殊病种的调整由州民政局商州卫生局、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确定。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州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2年5月1日起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