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的司法认定（下）

冯明超著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的犯罪活动一直较为猖獗，由于人们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的理解各不相同，由此也导致了对于本罪犯罪构成，、虚开的理解、虚开数额、骗取税款数额、损失数额的认定、一罪还是数罪、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共同犯罪等问题存在较大的争议。最高人民法院为此曾作出过司法解释，答复、发布相关案例、召开审判工作座谈会等形式，力求对抽象的规定具体化，统一认识，统一法度，量刑均衡，以保证在司法公正。尽管如此，司法实践的现状仍难尽如人意。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一罪名的本质特征、行为特征、主观故意及司法实践中的认定等基本问题进行探讨，解决实践中的一些困惑。
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行为特征与认定
1、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犯罪的客体问题
正确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客体是最终确认该罪定标准的关键。笔者认为，该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一是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秩序，二是国家税收征管制度，二者缺一不可。其中，根据刑法第三章第六节的规定，国家税收征管制度应当属于主要客体。因此，如果虚开行为仅仅破坏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秩序，但未实际危及国家正常的税收活动，只能属于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
2、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性质、既遂未遂问题
目前学术界主要存在行为犯、目的犯还是结果犯之争。对于结果犯的观点，大家基本持否定态度，因此，问题的焦点是最终归结为行为犯和目的犯之争。一种观点认为，根据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并未将行为人具有偷、逃税目的作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因此，只要行为人着手实施犯罪并达到法律要求的程度就是完成了犯罪行为。至于行为人有无偷逃税的目的，以及行为人有无实际骗取、抵扣税款，并不影响犯罪的认定。由此可见，该罪属于行为犯而不属于目的犯。另一种观点同意上述观点的结论性意见，但同时认为，刑法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规定为犯罪，主要是为了惩治那些为自己或为他人偷逃、骗取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对于确有证据证实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偷骗税目的，客观上也不会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不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论处，构成诸如“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等其他犯罪的，应以其他犯罪定罪处罚。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行为犯是故意犯罪的一种既遂形态，属于犯罪停止形态理论范畴体系，目的犯是故意犯罪的一种类型，属于罪过形式理论范畴体系，因此，行为犯和目的犯并非一对逻辑上的全异关系的概念，而是属于交叉关系，两者并行不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既是行为犯，也是目的犯。尽管刑法第二百零五条并未将其规定为目的犯，但刑法将其规定为危害税收征管罪，具有偷骗税款的目的应当是该罪的应有之意。正如有的金融诈骗犯罪，刑法并未明确规定行为人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并不妨碍对其进行目的犯的认定一样。质言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客体问题与性质认定问题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侵犯国家税收征管制度的客体要求客观上决定了该罪的目的犯性质。
尽管上述第二、三两种观点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性质的认识有异，但得出的结论一致，都认为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偷、骗税目的，客观上也不会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虚开行为，不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论处。因此，持上述两种观点的论者认为，对于实践中下列几种虚开行为，一般不宜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1）为虚增营业额、扩大销售收入或者制造虚假繁荣，相互对开或环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2）在货物销售过程中，一般纳税人为夸大销售业绩，虚增货物的销售环节，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但依法缴纳增值税并未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行为；（3）为夸大企业经济实力，通过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增企业的固定资产、但并未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国家税款亦未受到损失的行为。笔者认为本罪属行为犯，恕不赘述。
3、关于虚开的行为特征
1997年的刑法规定“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这样的规定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多有论争。于是，最高人民法院对此作出司法解释，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没有货物购销或者没有提供或接受应税劳务而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有货物购销或者提供或接受了应税劳务但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数量或者金额不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进行了实际经营活动，但让他人为自己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特征的正确理解，无法回避的是虚开的行为的内容、虚开的行为范围和虚开行为所指向的对象。
（1）虚开行为的内涵
从文义上来看，“虚开” 就是虚假填开，不按照实际情况如实填开。因此，从广义来讲，一切不如实填开的行为都是虚开，既包括没有经营活动而开具发票或虽有经营但不如实开具，也包括上下联内容不一，还包括开票人、开票日期虚写，甚至某些项目的虚开。狭义的虚开则是指对发票能反映纳税人纳税情况的有关内容的不实填开，如无中生有，以少开多，填开伪造的发票，主要是票物不符，票面金额与实收金额不符，其实质是导致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不能真实地记录经营和交易情况，从而导致税务机关不能获得真实的征税或纳税信息，进而导致或可能导致税款的流失。
刑法作为其他一切法律的制裁力量，它所调整的是最严重的社会冲突，是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的规范手段。如果将广义的虚开行为作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的行为内容将会大大扩大这一罪名的适用对象，将一些本属对社会危害较轻，不能达到法律规定的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确立为犯罪，这是不符合刑法的本质和目的的。显然，刑法二百零五条中的虚开是指狭义的虚开。
(2)所有的代开是否应一律认定为是虚开
有人认为为他人代开是一种间接的虚开，出票方与用票方没有真实的交易，就是虚开。有人认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的行为形式包括代开，但代开未必就是虚开；如果要求代开者与用票人有实际货物交易，有实际货物交易的部分对代开者和要求代开者都不应认定为犯罪，因为从总体上考察，发票的开具是“实开”而非“虚开” ；由于存在真实的经营活动，对于国家税收来说，没有、也不可能造成税收损失。这种行为固然因为开票者与用票者之间没有实际货物交易而具有行政违法性，不具有刑事违法性。如果以代开行为违反行政法律为由一律评价其为刑事违法行为，必然偏离刑事立法设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的宗旨。有人则认为虽然司法解释有规定，但刑法修订时未将之吸纳，找不出为他人代开行为受刑法管制的依据。还有人认为如实代开发票行为只违反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的独立使用原则，尽管对于代开者来说没有实际经营活动，但取得发票者毕竟存在实际的经营活动，如实代开是“实开”而非“虚开”；对于让他人为自己如实代开者不应定罪，但对于代开者应当定罪处罚。
笔者认为，“代开”的行为无疑违反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自用的原则，具有“行政违法性”； 代开者与用票人之间没有货物交易或应税劳务，按司法解释规定的让他人为自己代开，应认为虚开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
4、关于行为的相对人
我们看到，司法解释界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的行为特征时，还同时解释了虚开行为的相对人：为自己、为他人、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从行为人行为的对象看，其虚开行为所针对的人是明确、特定的，似乎不会引发歧义，司法认定比较容易。但司法实践中也并不尽然。在行为人虚开的同时，必然会有一个明确的人的对象，即自己或他人。这里的自己或他人既可能是一般纳税人，也可能是小规模纳税人，还可能不是纳税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还可能是其他单位。因为其所指向的人的对象不同，既可能影响到对犯罪主体的认定，也可能影响犯罪数额的认定。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明确了“虚开”及其行为所针对的票的对象之后，对虚开行为所指向的具体的人进行分析，以更好地确认行为人虚开的具体形式。
5、虚开发票四种行为类型
(1)为自己虚开
自己既是虚开行为人，又是虚开行为所指向的人。因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目的是偷逃税款，若这里的“自己”不是纳税人，则其为自己虚开没有任何意义。假使其是为了倒卖或交予别人而为自己虚开，其行为应归结为为他人虚开或介绍他人虚开。
若“自己”是一般纳税人，为自己多开进项数额或少开销售的数额（不论是什么方式，其归结点总归是税款数额的虚开）从而可以减少自己的应纳税额。多开甚至虚构进项比较容易理解，但少开销项会影响到购货方的税款抵扣，购货方不会同意。于是行为人便将交于购货方的二、三联如实填开或多开，而将用于自己存根、记账的一、四联少开，这是为自己少开销项行为的一种，被称为是“大头小尾”。
若是其他纳税人，则其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不能直接实现其偷逃税款的目的，因此，其为自己虚开的行为应归结为为他人虚开或让他人为自己虚开。
(2)为他人虚开
若“他人”是一般纳税人，则行为人的虚开一是虚构或增大“他人”进项，一是减少其销项。虚开行为人不同，表现形式也不同。如虚开行为人是一般纳税人，虚开销项的一般体现为代开。撕联填开，为他人虚增进项是为他人虚开的一种形式。
若“他人”不是纳税人则其这种虚开只能是为了倒卖，实则应归为介绍他人虚开。若他人是其他纳税人，则这种为他人虚开是一种代开或介绍他人虚开。
(3)让他人为自己虚开
实际上的犯意仍出于为自己虚开，只是虚开行为由其与他人形成合意由他人完成。这种行为与为自己虚开的情形有一定的重合。若这里的他人是一般纳税人，虚开销项则这种行为是一种代开，虚开进项则是无中生有或以少开多。
(4)介绍他人虚开
介绍的目的在于促成发票上所列双方虚开行为的完成，其犯罪的故意依附于发票上的双方，其行为也是犯罪完成的环节之一，因此在这里不具有单独的价值。从共同犯罪的理论来看，这种介绍行为是一种帮助乃至组织虚开的行为，即使没有这样的规定，其行为也应评价为犯罪，共同犯罪的理论完全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这样的规定体现了立法对惩治这种行为的重视。
实践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犯罪的行为人为了获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一般会先设立一个皮包公司并通过虚假申报或通过与其他一般纳税人联营合作等途径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领购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四处虚开，同时想方设法逃避监管。对于这种情况，因其本身即是为了犯罪，其既会利用税务监管的漏洞，又会想方设法逃避监管，因此其为自己、为他人均可开具进项或销项发票。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无论以什么手段从税务机关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其虚开都会受到很多限制。因此，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便应运而生，伪造的发票无需从税务机关领购，虚开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会更加容易地实现犯罪的目的。
犯罪分子总是想方设法，具体的犯罪是总是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的，但不论其以何种手段完成犯罪，其行为总是有一般的规律的。我们应当从其行为着手，而考之以本质特征，辩析其行为是否符合犯罪的构成。
从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来看，其文义上显然不包括骗取税款的行为。但虚开行为的危害最终通过其用于骗税而得以体现。骗税是虚开行为的下端行为，更需控制。立法者的初衷是为了打击骗税、偷税，而着眼于源头控制，于是将虚开规定为犯罪。但为了规定的原则性，立法者采用了“情节”的表述。这样的规定既反映了立法者对于涉税犯罪予以源头治理的正确理念，又反映了立法者对虚开与骗税行为分离时的打击，但不足的是在罪状设计上的缺陷使本来简单的问题而复杂化。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将骗取税款的数额规定为“情节”的主要内容。同样，从司法解释可见，骗取税款是指“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实际抵扣税款或者骗取出口退税款”。司法解释弥补了立法的不足——将骗取税款规定为“情节”的重要内容。这样，第一款与第二款的罪状就达成了统一——均包含了虚开一定的数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虚开以后骗取税款。虽然刑法第二百零四条对骗取税款作了规定，但该条仅针对的是骗取出口退税。如果没有对于本罪的正确理解和司法解释对立法不足的弥补，则只有对骗取税款的行为科之以较轻的刑罚，既不能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又为骗税活动逃避打击留下了空间。遗憾的是，司法解释先于刑法颁布施行，修订刑法时却没能将这些规定采纳。
如前所述，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的立法本意，结合司法解释对立法不足的弥补来看，本罪客观要件的行为体系是双重的：一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二是骗取国家税款。从立法的原意，而不仅是条文来看，构成本罪并不要求这两个行为要件同时具备，只具备其中之一即可。
实践中，虚开与骗税大多不是由一个人完成，而且虚开有时也不是一个人完成，骗税也不是一个人完成。虽然，一个行为或者有关联的两个行为不是由同一人完成，而是将行为分离于不同的人，但各行为人只要对其所承担的行为有共同的认识即成立共同故意。因此，虽行为分离，但在共同故意支配之下实施，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其他要件便成立共同犯罪。刑法以单一自然人为模本而设定的罪状表述不排除共同犯罪的成立。
从司法解释可见，骗取税款的行为是指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实际抵扣税款或者骗取出口退税。本罪中的骗取税款是指虚开后骗取。明知是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抵扣的行为因为行为人不具备“为自己虚开或让他人为自己虚开”的情形，因而不能认定为本罪中所规定的骗取税款，只能认定其行为的性质属偷税。对于行为人不明知是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用以抵扣，其客观上虽然造成了国家税款的损失，但因为行为人是善意取得的发票，其主客观不一致，不能认定为本罪的骗取税款。
二、关于数额认定
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所记载的关键性的内容是其数额，包括货物或应税劳务的金额、税额、价税合计的数额及货物数量、单价等数额。结合法律条文的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中的数额包括虚开的税款的数额、骗取国家税款的数额和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失的数额。从法律的规定，结合司法解释看，虚开的税款的数额和骗取国家税款的数额决定了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同时还决定对行为人适用什么样的刑罚。因此，这两个数额都是法律规定数额标准。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数额也在一程度上决定对行为人刑罚的适用，因此，这一数额也是法律规定的数额标准。但显然，造成国家税款损失50万元以下，和没有给国家税款造成损失相比，前者的社会危害要大于后者，对行为人决定刑罚时应当有所区别。可见，给国家造成损失的数额也是影响量刑的重要情节。
正确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案件的数额，离不开我们前面对这一罪名的本质特征的分析。
1、虚开税款数额的认定
虚开行为所指向的对象是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虚开的税款的数额显然是指所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上所载明的税额。但票面上的数额并不能必然地认定为虚开犯罪的数额，比如:
一般来讲，如果开票人与受票人间没有业务往来，其虚开的数额就是票面所载数额；如果有部分真实交易，则其虚开数额应减去真实交易部分的数额，即虚增部分的数额。
对于交易双方之外的第三人代他人（卖方）开票的数额认定，无论买卖双方有无真实交易，对代开者和要求代开者来讲，虚开的数额就是票面所载数额。既使有部分真实交易，也不能减去真实交易部分的数额。
2、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的认定
骗取国家税款的数额，是指行为人以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通过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或者其他途径直接非法占有的数额，既包括行为人实际获得的数额，也包括行为人本应缴纳而未缴纳的数额。但是，对于前述的为掩盖虚开销项而虚开进项并申报抵扣的情况，虚开行为人抵扣后必然要向税务机关交纳一定数额的税款，即进项与销项之间的差额。在这种情况下，计算骗取税款的数额时应以购货人抵扣的税款减去虚开行为人已向国家缴纳的税款，差额即是骗取国家税款的数额。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基本建设征用土地管理办法（试行

沪府发[1980]119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基本建设用地的管理，按照城市改造和发展规划的要求，切实贯彻节约用地、严格控制在市区和近效征用土地和扩散市区工业和人口的方针，保证有计划地建设卫星城镇，逐步实现城市建设的合理布局，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令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范围内进行基本建设需用土地的，都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三条　各项建设必须贯彻节约用地的原则，凡是可以不征用土地的，坚决不征。必须征用的，尽可能选用空地、劣地、滩地，少用耕地。征用菜地必须从严掌握，确需征用的，要随征随补，保证补足，尽可能做到先补后征。有条件时，建设单位应当结合施工改土造田，增益耕地，严格制止宽打宽用、多征少用、早征晚用等浪费土地的现象。

　　第四条　征用土地时，既要保证建设所必需的土地，又要照顾当地人民的切身利益。建设单位应当妥善安置被征地社队、单位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被征地的社队、单位或个人应当自觉遵守国家法令，积极支持国家建设，以保证建设项目按期开工。

　　第二章　征用土地的审批

　　第五条　基本建设征用土地，必须严格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建设单位应当先将有权批准本项建设工程计划任务书的机关证明文件，送主管局（区、县）审核后，再向市城市规划建筑管理局（以下简称市规划局）提出申请。

　　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在沪单位，在本市进行建设需要征用土地时，应当先将建设计划征得市计划委员会同意后，再向市规划局提出申请。

　　二、市规划局审查后，会同建设单位和有关部门，按照城市规划要求，初步选定建设地址。建设单位在计划任务书批准后，应会同设计单位就规划设计要求和总平面布置，与市规划局取得协议，进行工程设计。

　　在选址过程中，凡涉及环境保护、卫生、消防、国防、电讯、航空、防洪、河港、铁路、工程管线、地下工程、测量标志、庭园绿化、文物古迹以及农田水利等方面的要求和限制时，建设单位应当根据市规划局的通知，征询有关管理部门的意见，并取得协议。

　　三、在建设工程列入市基本建设预备项目以后，市规划局根据批准的设计总平面图和有关文件资料，初步核定用地范围（包括建设用地、施工场地等），征询当地区、县人民政府对有关征地拆迁安置方面的意见。

　　建设单位应当在当地区、县人民政府主持下，根据土地所有权情况、使用情况和地上农作物、附着物等情况，编制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计划，送建设单位的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四、市规划局根据本市年度基本建设计划安排的本项建设工程内容，复核用地面，审查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计划，按照征用土地审批权限审查批准后，通知当地区、县人民政府。建设单位在区、县人民政府主持下办理征地事宜。

　　第六条　基本建设征用生产队土地十亩以上的，应报经市规划局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征用生产队土地不足十亩的，征用市区和郊县城镇不属生产队所有的土地，以及施工需要临时使用的土地，均由市规划局审批，报市人民政府备案。临时使用土地的时间和数量应严格控制，建设单位在工程竣工后，应负责将土地及时恢复原状，交还生产队或单位。

　　第七条　农村社队建设使用土地，必须加强管理。公社、生产大队兴办社队企业和其他建设用地，以及社员建房用地，都要纳入社队统一规划，按规定报市或县人民政府批准。未经批准，一律不准动工。

　　公社、大队建设用地以及社队规划的社员住宅区用地，十亩以上的，应经市规划局审核，报市人民政府审批；五亩以上，不足十亩的，由县人民政府审核，报市规划局审批；不足五亩的，由县人民政府审批，报市规划局备案，其中在市区、卫星城镇、工业区的规划范围内和沿主要公路两侧的用地，在审批前应先征得市规划局同意。

　　第八条　各单位非基本建设项目原则上不得征用土地，确需征地的，由有关主管局（区、县）严格控制，按照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办理征地事宜。

　　第九条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需用土地，由合营企业提出申请，按照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办理征地事宜。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土地使用费的标准，另行规定。

　　第十条　厂社联办企业需用土地，由厂社双方共同提出申请，按照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一条　遇到临时抢险等特殊紧急用地的情况，事前来不及办理用地手续时，经市规划局和当地区、县人民政府同意，可以先使用土地，并向群众进行解释。同时尽快补办用地手续。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的主管部门必须对建设用地严格审查。建设项目所需的土地，必须一次报批不得化整为零，不得在设计规定以外另行增加建设用地。对征用的土地，要根据工程的实际需要和建设进度，分期分批核拨使用。

　　第三章　征地的补偿和人员的安置

　　第十三条　征用土地，必须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妥善安置被征地生产队的生产和群众生活。

　　征用土地的安置补偿工作，要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树立全局观点，贯彻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要广开门路，不要一切都靠国家包下来。

　　第十四条　对于因土地被征用而需要安置的生产队劳动力，县人民政府和人民公社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尽可能在发展农、工、商、副业生产方面就地进行安置，建设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应当给予支持。

　　县、社就地安置确有困难的，由县人民政府研究提出意见后，报经市劳动部门批准，可以按照被征地的生产队土地（包产土地面积）和劳动力的比例，根据征地的数量，由建设单位的主管部门安排社员工作；一般可由主管部门，或者会同劳动部门尽可能组织他们进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

　　征地安置对象，限于被征地范围内在生产队劳动的社员，以及在社、队企业拿工分的社员、服兵役的战士和应届中学毕业生。不得任意扩大安置范围。已经按照土地和劳动力比例安置以后，不得再提出其他附加条件或要求，妨碍征地，影响国家建设。

　　第十五条　对于生产队土地被全部或基本征完的特殊情况，可以撤销生产队建制，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安置：

　　一、社员按所在地区转为市区或郊县居民户口。

　　二、符合工厂企业工作年龄、身体健康的社员，由建设单位的主管部门，或者会同劳动部门组织他们到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工作。

　　三、超过工厂企业退休年龄的和不能坚持正常劳动的社员，转为居民后的生活费用，由建设单位负担。生活费暂以十年计算，由建设单位通过建设银行一次拨给民政部门代管，民政部门逐月发给本人。原在生产队享受合作医疗待遇的，按原有水平，费用由建设单位负担。

　　四、生产队原有的集体积累、房屋以及企事业等，除公社、大队以往支援部分和社员入社股金应予退还外，其余部分原则上随社员户口转交当地街道或城镇。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征用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土地，应当发给土地补偿费。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安置被征地生产队的生产和社员生活，不得挪作他用。

　　土地补偿费：棉粮地一般按照最近二至三年的产量总值（按各县统计年报产量和国家收购牌价）计算。菜地补偿费，比当地棉粮地补偿费增加百分之五十。山地、鱼塘、苇塘、果园、竹林等特殊土地的补偿费，参照邻近一般农地的补偿费，结合该项土地的实际收益，酌情评定。

　　征用社员自留地，应当由生产队调剂相等面积的土地予以交换。

　　第十七条　调拨国有的土地、滩地、河流、湖泊以及其他单位使用的国有土地，不予补偿。

　　征用市区和郊县城镇内的房屋地基，如果房屋和地基同属一人，地基部分不予补偿；如果不属一人，可以根据地基所有人的生活情况，酌情给予生活补助费。征用市区和郊县城镇内没有收益的空地，一般不予补偿。

　　第十八条　征用耕地，一般应在农作物收割以后使用，尽可能避免和减少农作物的损失。如果因为工程需要必须清除地上农作物的，应当根据农作物生长情况，给予生产队相当于实际可得的费用，作为补偿。如果因为工程需要，进行测量、钻探等使农作物受到损失的，应按实际情况给予补偿。

　　经过批准临时使用生产队耕种的土地，应当在用地期间按实际可得净收益的费用，给予补偿。

　　第十九条　生产队的粮田被征用以后，应当扣除农业税；粮食征购任务和统销指标也应作合理调整。区、县以上所属单位征用的粮田，需要调整的粮食征购任务和统销指标，由市粮食部门解决。社队建设用地，不扣除农业税；粮食征购任务和统销指标，在县、社内部自行调剂解决。

　　核减粮食征购任务或增加统销指标，一般按一定五年的计划产量数（扣除用种粮和吸收进企事业工作的社员口粮）计算。当年征地的粮食征购任务，按照影响一熟，核减一熟，影响全年，核减全年的原则处理。

　　批准临时使用的粮田，不核减粮食征购基数，不增加统销指标。有困难的，可以根据当年粮食产量和分配政策，在当年分配中给予适当减购或加销。

　　第四章　征用土地的其他问题

　　第二十条　被征用土地上的房屋需要拆除的，按照《上海市拆迁房屋管理办法（试行）》处理。

　　被征用土地内如有与工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水源、渠道、管道、电缆等，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当会同当地区、县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妥善处理，不得破坏。

　　被征用土地内发现有文物和古迹时，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并及时报告文物保管部门负责处理。

　　被征用土地上的坟墓，由当地区、县人民政府通知坟主迁移，建设单位支适当，迁葬费。无主坟墓可以由建设单位采取深埋等办法处理。迁移烈士、少数民族和外国人坟墓，按照民政部门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一条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由于垫高建设基地取用农田土方时，应当向当地县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结合平整土地的要求办法。任何单位不得乱挖土地和私自买卖土方。

　　第二十二条　建设单位在确定建设地点以后，涉及到调拨或调换其他单位使用的土地时，应当与原使用单位取得协议。原使用单位应当积极予以支持。双方协商不成的，由市规划局裁决。

　　第二十三条　已经批准征用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由房地产管理部门负责管理。建设单位应当向房地产管理部门缴纳土地使用费。市房地产管理局应根据限制滥征土地和充分发挥土地经济效用的原则，按不同地区、市政设施投资和土地使用性质，制定分级收费的办法。

　　第二十四条　建设单位对已征用的土地，因建设计划变更或其他原因不用或不全部使用时，不得自行改变使用性质，私自转让，或者空置浪费。市规划局有权把不用或多余的土地收回，安排其他建设项目使用；或者退给生产队临时耕种，建设需要时收回。退回给生产队临时耕种的土地，不退回已安排的劳动力，不收回土地补偿费；将来重新收回土地时，不再付给土地补偿费，也不再安排劳动力。

　　第二十五条　征地迁建单位，应当在新址基建竣工后，负责将旧址的房屋和场地交市房地产管理局管理。市房地产管理局会同市规划局根据城市规划的要求，提出使用意见，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对旧址的房屋和场地，各单位不得借故拖延或拒不交出，各单位的主管部门也不得自行安排。

　　第五章　征用土地的管理

　　第二十六条　市规划局是本市征用土地工作的主管部门。各区、县人民政府城建管理部门，负责办理征用土地的具体工作，并定期向市规划局报告征用土地的办理情况。

　　第二十七条　各区、县人民政府和建设单位的主管部门，对征用土地的使用情况和安置方案的落实情况，应当认真进行监督检查。发现有违反规定、浪费土地、损害群众利益，以及挪用补偿费、安置费和物资的现象，必须及时纠正；情节严重的，应查究责任，严肃处理。

　　财政、银行部门凭批准用地的文件，支付有关费用。

　　第二十八条　任何建设单位和社、队都不得自行直接协商转让土地，严禁非法购地、租地，占地，或者以“协作”为名，非法用地。对有上述行为的建设单位所进行的建设项目，各级城建管理部门可通知财政、银行部门停止付款，施工单位停止施工，公用事业部门不予安装接水、电、煤气。非法用地经教育仍坚持不改的，应当由主管部门对建设单位和社、队有关人员追究责任，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惩处。

　　第二十九条　在征地中，严禁任意提高补偿、安置标准、提出附加条件等错误做法，对蓄意刁难、妨碍征地的行为，要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对于借征地之机侵吞国家财产的犯罪分子，提请公安、司法机关依法惩处。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实施细则另订。本办法如果与国家今后颁布的征用土地规定有抵触的，以国家规定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