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诉上访现象的法理分析

彭德才

一、民众涉诉上访法理基础及政法传统
涉诉信访，一般是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电传、互联网络、来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法院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依法应由人民法院处理的活动。信访事项一般包括：不服各级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和调解；检举、投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不当和违法乱纪行为；咨询有关政策、法律和问题，寻求相关帮助；对相关司法问题提供各种建议、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等等。
各级法院每年都要接待大量的公民的来信来访，据统计，1993年至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共处理和接待来信来访54万件次，2001全年共处理和接待来信来访15万件次，2003全年共处理和接待来信来访12万件次，2004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办理来信来访422万件次。长年来各级法院也始终把减少信访数量作为其奋斗的一个目标，这是法院的一项重要而繁杂的工作。早在1957年7月2日，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就在第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讲：“这(接待信访申诉)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近半个世纪后，现任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2004年的工作报告中又再次指出：“由于法律对申诉没有时间、次数、审级的限制，因此接待、处理不服各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和裁定的申诉，是我院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同时，对于上访民众来讲，上访也并非一件易事，并非一定就意味着能“得到一个说法”。但是涉诉上访却依然如火如荼，这有其深刻的原因。
（一）涉诉上访的宪法基础
现行宪法明文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由此可见，信访权（包括涉诉信访权）是国家赋予人民的宪法性权利，信访是一种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利义务的方式，作为国家审判机关，接待信访是它的义务。根据现行宪法，信访权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批评建议的权利，这是公民参与社会与国家管理的权利。一是控告、申诉、检举的权利。由此可知，我国的信访权具有双重的意义：首先，它是重要的公权利；另一面，信访权具有保障私权的性质，公民通过信访权的行使主张私权利的存在并寻求司法救济。
（二）涉诉信访制度体现了党的工作路线
涉诉信访是我党基本工作路线在司法领域内的体现，新中国政法文化在司法的具体实践上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司法的群众路线，一是司法的实事求是原则。 首先就司法的群众路线而言，它的实质在于强调，任何司法官员，无论级别高低都应当不拘泥形式，与群众直接接触。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对时任陕甘宁高等法院院长的谢觉哉讲，司法也应大家动手，不要只靠专问案子的推事、裁判员，还有一条规律：任何事都要请教群众。 走群众路线正是人民司法的传统之一。新中国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讲：“人民司法工作，是依靠人民、便利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人民司法工作者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而群众路线是人民司法的一个基本问题。” 其次，就司法的实事求是原则而言，人民司法承认存在错案，要求“有错必纠。”1952年彭真在政法干部训练会议上强调：“我们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发现冤案、错案就纠正。” 既然我们承认客观上有“错案”，那么在来信、来访中，当事人不服各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的申诉，是“法院发现错判案件的送上门来的材料”。 也正在此历史基础支撑下，信访被认为是人民司法的具体举措而取得合法的制度地位。
二、涉诉上访现象的原因考察
前述的法理基础及政法传统表明，民众上访不但有其合法性，而且有利于司法建设，这是涉诉上访得以被许可存在的前提条件。但是，涉诉信访洪峰现象的出现仍有其他多方面的原因。
（一）社会转型与涉诉上访
现今，我国正在经历由单位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型，这种转型产生两个重要的社会后果：一是人们的关系类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单位社会里权力服从关系转向契约社会中人们平权的关系。因此也就产生了第二个变化：纠纷的大量涌现。在权力服从型的关系中，由于主要的关系是权力服从关系，这种关系中发生纠纷的概率相对低，纠纷即使产生，外化出来的也很少，走出单位的纠纷就更少。契约社会则不然，在契约型社会里，由于人的关系是平等的权利关系，双方发生纠纷的概率本身就很大，再加上双方是平等的权利主体这一现实使纠纷不容易解决；失去经济与政治权力的基层社会的权力拥有者解决纠纷的能力随之下降，纠纷便大量由基层向上传递。 在这外化出来的纠纷中，相当一部分被诉至法院，法院解决纠纷的数量随之大大增多，涉诉上访的数量也就因此增多。
（二）公民传统观念、法律意识与涉诉上访
涉诉上访与我国民众的传统思想观念、法律意识也存在密切的联系。第一，朴素的刑罚报应观影响着涉诉上访。“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杀人偿命”的观念至今仍影响我国的普通民众，在刑事涉诉上访案件中，尤其是死刑涉诉上访案件中，许多刑事被害人因为法院的判决与其内心期望的刑罚存在差距而走上上访的道路。
江西省上饶县的付某因为其女付某某在深圳打工时被杀，案犯祝某在深圳中院一审被判死刑，广东省高院二审时改判死缓，付某对此坚决不服，先后赴京上访13次。江西省铅山县的颜某因其妻子被杀，因法院未判处罪犯许某死刑及民事赔偿未执行到位而上访。
第二，清官情结影响着涉诉上访。我国古代虽然也有较为完备的法制，但却从来没有成为调整社会关系和治理国家的主导力量，主要是依人而治，靠当权者的贤能和权威来治理国家，法律则成为权力者的工具。普通民众则渴盼“青天”，把权利的申张和正义的实现寄托在贤明的领导人和好的干部身上，他们也许不大相信法律，却都相信清官。清官意识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扎了几千年的根，直到现在也难以舍弃挥却，并在信访活动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如己经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当事人希望通过信访来加重其胜诉的筹码。清官情结同时也坚定了上访者的意志。
四川威远县的朱某,为要回原属于自己的几间老屋,不服威远县法院判决,持续25年不断上访，她逢人便说:“我相信党的实事求是,相信法律的公正。
第三，不断增强却朦胧的法律意识影响着涉诉上访。我国公民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在不断增强，公民要求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也不断增强，但是由于许多公民的朦胧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水平所限，不知应如何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便使得群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愿望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出来。加之我国自古以来的就有“惧讼”和“仇讼”的思想，群众习惯于通过行政手段解决纠纷，而不愿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矛盾纠纷。
（三）弱势司法与涉诉上访
涉法信访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弱势司法”。“弱势司法”与司法权威缺失及诉讼成本高昂存在密切关联。
现阶段，我国的司法权威观念在普通百姓心中远未确立，这是与我国法院制度设置的不完善，法院的地位不独立于行政机关，司法不公，我国的民族传统与精神没有法治传统等诸多因素是分不开的。首先，法院制度设置的不完善。其一，法院地方化。所谓法院的地方化，是指法院在机构设置、经费来源、法官产生等方面只属于地方，不属于中央的一种司法体制模式。其二，司法模式行政化。这表现为法院内部审判业务运作模式的行政化、审判委员会审批制、法官之间的等级制以及上下级法院关系行政化等方面。其次，司法不独立。司法权的行政化、司法权的地方化、地方保护主义以及法院内部管理制度混乱等因素致使司法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难以实现真正的独立。复次，司法不公。司法公正是司法权威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源于裁判者本身的素质等原因，在立案、审理、裁决、执行阶段司法不公、枉法裁判的现象仍然十分常见，这种现象致使民众对司法产生不信任感。再次，传统的人治观念、畏法厌讼、惧法耻讼观念也影响着司法权威的确立。
高昂的诉讼成本也迫使许多民众走上上访的道路。下面的案例对此可作一个充分的说明：
一打工者甲因劳动争议选择了仲裁，首先支付仲裁费 380 元，律师费 1000元；然后对仲裁结果不服，遂向法院起诉，支付律师费 1500 元，诉讼费 600 元；之后，又对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支付上诉费 60 元，律师费 3500 元。总计 7040 元（不计交通、住宿等其他费用），并耗时 16 个月才解决。这些花费对一般家庭来说应该是个不小的数目了，但是如果采取上访的途径，这些花费就根本不存在了，而且很可能处理得更快。另外，由于种种原因，现实中司法途径的公正性也很难得到保障，或者至少当事人心目中的“正义”很难实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经济效益上，还是从正义诉求上，都迫使当事者选择了上访之路。
（四）强势信访与涉诉上访
随着单位社会解体的加速，新的社会纠纷大量产生，由于上述公民清官情结、畏讼耻讼、诉讼成本高昂、司法权威缺位等原因，大量的矛盾被反映到了信访部门，这就形成了新的上访热。上访热导致至少以下两个结果：一为信访机构增多，包括法院在内的各级各类的机关内部都成立了信访机构；二为信访机构权利增强，信访机构由一个传达社会信息的渠道逐步变成了解决纠纷的正式机构。信访机构增多和信访机构权力增强导致民众信访越来越有实效。有实效的上访信息又刺激了民众上访的积极性，上访积极性的增加导致上访人数的增加，上访人数增加的压力促使信访机构提高效力，并促使社会对信访机构的投入以增加上访的产出。最近10年来，强化信访的努力在各地都存在，这一趋势使信访机构权力不断增加，信访与权力评价的关联度日益加深，信访量的多少成为衡量政绩的重要指标。这一努力的结果无疑是大大增加了信访的产出，信访产出的增加在两个方面刺激了社会的信访热情：一是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通过信访途径快速、合法地维护了自己的权利，这使许多受到侵害的良善公民走向信访；二是信访使一些人取得了非制度甚至是非法的利益，起码信访使一些人(不是全部)通过上访取得了在制度内无法获取的利益。 由此产生下面这个怪圈：
上访洪峰→影响社会和谐→预防和处理信访的能力成为考核政绩的重要指标→投入信访机构的人力、物力增加、信访机构权力增强→民众上访成功几率加大→成功上访刺激更多民众的上访热情、上访继续增多→对上访的投入继续加大→上访更有实效→更多的上访→最终形成了无法解决的上访洪流。
三、应对涉法涉诉上访的对策
（一）树立司法权威
现在的司法本身存在问题，这是涉诉上访大增的原因，但是，不是主要的原因。涉诉上访频发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审判本身，而在于法院的生态环境不好。社会一方面赋予法院解决纠纷的功能，另一面又对它不信任，不赋予它以独立的地位，事实上也不赋予它的判决以最后、最终的性质。这从两个方面推动涉诉上访：一是当事人对法院判决公正性的怀疑，二是对法院的裁判心存改判的预期。如果法院的判决是最终的，还有谁到法院外去寻求救济？因此，必须赋予法院独立、最终地解决社会纠纷的权力，在法治国家，纠纷问题由法院按法律说了算，没有其他可行之道。 同时，积极推动司法改革，理顺司法体制，合理设计审级结构，有条件的实行三审终审，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从源头上减少公民信访的绝对数量。
（二）准确定位涉诉信访制度的功能
实际上，我国的信访制度已经陷入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国家认同信访制度是我国最基本的民意表达制度，承认信访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基本民主权利，其价值取向是为人民服务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一再强调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稳定的大局，把各种问题解决在基层，在社会稳定的统一目标下，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越级上访、集体上访、重复上访，尤其是重大节庆和会议期间的赴京上访，以信访量的多少为各地方政府排序，将大幅度减少信访量作为社会稳定的考核指标。那么信访制度的设立到底是以弘扬公民民主政治权利、解决社会进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为己任呢，还是以减少乃至消除这种中国特色的信访现象，维护稳定为主要工作目标呢?实际情况是我们信访工作部门两种自相矛盾的工作都要做，这种矛盾无疑使信访制度在功能上陷入模糊。此外，信访制度的非规范性、非程序性、非专业性、结果的高度或然性等弊端也饱受学者诟病。对于信访制度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学界存在三种改革的建议：一为加强信访功能说，二为取消信访制度说，三为单纯信息传递机构说。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如前所述，强化信访只会导致更大的信访洪峰；信访制度也不能立即废除，它有其深刻的法理及政策基础，在当前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试图在短期内废除信访制度的想法根本不具有任何现实可能性。正确的选择是强化法院的功能，将信访机构还原为一个下情上达的信息传递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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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光照：《上访上访，25年未停止》，载《法律与生活》，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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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坤：《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47页。

纽约


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


本公约各缔约国，
铭记着《联合国宪章》中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及促进各国间睦邻和友好关系与合作的宗旨和原则，
深切关注世界各地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行动不断升级，
回顾1995年10月24日《联合国五十周年纪念宣言》，
又回顾大会1994年12月9日第49/60号决议所附《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其中除别的以外，“联合国会员国庄严重申毫不含糊地谴责恐怖主义的一切行为、方法和做法，包括那些危害国家间和民族间友好关系及威胁国家领土完整和安全的行为、方法和做法，不论在何处发生，也不论是何人所为，均为犯罪而不可辩护”，
注意到该宣言还鼓励各国“紧急审查关于防止、压制和消灭一切形式和面貌的恐怖主义的现行国际法律条款的范围，以期确保有一个涵盖这个问题的所有方面的全面法律框架”，
回顾大会1996年12月17日第51/210号决议及其中所附的《补充1994年〈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的宣言》，
注意到以爆炸性或其他致死装置进行的恐怖主义袭击日益普遍，
注意到现行多边法律规定不足以处理这些袭击，
深信迫切需要在各国之间发展国际合作，制定和采取有效的和切实的措施，以防止这种恐怖主义行为，并对犯有此种行为者予以起诉和惩罚，
考虑到这种行为的发生是整个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
注意到各国军队的活动由本公约框架外的国际法规则加以规定，本公约覆盖范围排除某些行动并不宽容或使得不如此即为非法的行为合法化，或排除根据其他法律对这些行动起诉，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为本公约目的：
1.“国家或政府设施”包括一国代表、政府成员、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或一国或任何其他公共当局或实体的官员或雇员或一个政府间组织的雇员或官员因公务使用或占用的任何长期或临时设施或交通工具。
2.“基础设施”是指提供或输送公共服务，如供水、排污、能源、燃料或通讯等的任何公有或私有设施。
3.“爆炸性或其他致死装置”是指：
(a)旨在致人死亡或重伤或造成大量物质损坏或具有此种能力的爆炸性或燃烧性武器或装置；或
(b)旨在通过毒性化学品、生物剂或毒素或类似物质或辐射或放射性物质的释放、散布或影响致人死亡或重伤或造成大量物质损坏或具有此种能力的任何武器或装置。
4.“一国的军事部队”是指一国按照其国内法，主要为国防或安全目的而组织、训练和装备的武装部队以及在这些部队的正式指挥、控制和负责下向它们提供支援的人员。
5.“公用场所”是指任何建筑物、土地、街道、水道或其他地点，长期、定期或不定期供公众使用或向公众开放的部分，并包括以这种方式供公众使用或向公众开放的任何商业、营业、文化、历史、教育、宗教、政府、娱乐、消遣或类似的场所。
6.“公共交通系统”是指用于或用作公共服务载客或载货的一切公有或私有设施、交通工具和其他工具。
第二条
1.本公约所称的犯罪，是指任何人非法和故意在公用场所、国家或政府设施、公共交通系统或基础设施，或是向或针对公用场所、国家或政府设施、公共交通系统或基础设施投掷、放置、发射或引爆爆炸性或其他致死装置：
(a)故意致人死亡或重伤；或
(b)故意对这类场所、设施或系统造成巨大毁损，从而带来或可能带来重大经济损失。
2.任何人如企图实施本条第1款所述罪行，也构成犯罪。
3.任何人如有以下行为，也构成犯罪：
(a)以共犯身份参加本条第1款或第2款所述罪行；或
(b)组织或指使他人实施本条第1款或第2款所述罪行；或
(c)以任何其他方式，出力协助为共同目的行事的一群人实施本条第1款或第2款所列的一种或多种罪行；这种出力应是蓄意而为，或是目的在于促进该群人的一般犯罪活动或意图，或是在出力时知道该群人实施所涉的一种或多种罪行的意图。
第三条
本公约不适用于罪行仅在一国境内实施、被指控的罪犯和被害人均为该国国民、被指控的罪犯在该国境内被发现、并且没有其他国家具有根据本公约第6条第1款或第2款行使管辖权的基础的情况，但第10条至第15条的规定应酌情适用于这些情况。
第四条
每一缔约国应酌情采取必要措施：
(a)在本国国内法下规定本公约第2条所述罪行为刑事犯罪；
(b)使这些罪行受到适当惩罚，这种惩罚应考虑到罪行的严重性。
第五条
每一缔约国应酌情采取必要措施，包括酌情制定国内立法，以确保本公约范围内的犯罪行为，特别是当这些罪行是企图或蓄意在一般公众、某一群人或特定个人中引起恐怖状态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引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种族、人种、宗教或其他类似性质的考虑为之辩护，并受到与其严重性质相符的刑事处罚。
第六条
1.在下列情况下，每一缔约国应酌情采取必要法律措施，对第2条所述罪行确定管辖权：
(a)罪行在该国领土内实施；或
(b)罪行是在罪行发生时悬挂该国国旗的船舶或按该国法律登记的航空器上实施的；或
(c)罪行的实施者是该国国民。
2.在下列情况下，缔约国也可以对任何此种罪行确定管辖权：
(a)犯罪的对象是该国国民；或
(b)犯罪的对象是一国在国外的国家或政府设施，包括该国大使馆或其他外交或领事房地；或
(c)罪行系由惯常居所在该国境内的无国籍人实施；或
(d)犯罪的意图是迫使该国从事或不从事某种行为；或
(e)罪行的实施场所为该国政府操作的航空器。
3.每一缔约国在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时，都应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它根据国内法按照本条第2款确定的管辖权范围。遇有修改，有关缔约国也须立即通知秘书长。
4.如被指控的罪犯出现在某缔约国领土内，而该缔约国不将其引渡给根据本条第1款和第2款确定了管辖权的任何国家，该缔约国也应酌情采取必要措施，确定其对第2条所述罪行的管辖权。
5.本公约不排除行使缔约国按照其国内法规定的任何刑事管辖权。
第七条
1.缔约国收到实施第2条所列某一罪行的罪犯或被指控的罪犯可能出现在其领土内的情报时，应按照国内法酌情采取必要措施，调查情报所述的事实。
2.罪犯或被指控的罪犯出现在其领土内的缔约国，在确信情况有此需要时，应根据国内法，采取适当措施，确保该人留在其国内，以便起诉或引渡。
3.任何人，如对其采取本条第2款所述的措施，有权：
(a)毫不迟延地与其国籍国或有权保护其权利的国家的最近的适当代表联系，或者，如其为无国籍人士，与其惯常居住地国家的此种代表联系；
(b)接受该国代表探视；
(c)获知其根据(a)项和(b)项享有的权利。
4.本条第3款所述权利应按照罪犯或被指控的罪犯所在地国的法律或规章行使，但这些法律和规章必须能使第3款所给予的权利的目的得以充分实现。
5.本条第3款和第4款的规定不得妨碍依照第6条第1款(c)项或第2款(c)项规定有管辖权的任何缔约国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被指控的罪犯建立联系和前往探视的权利。
6.当缔约国根据本条将某人羁押时，应立即直接或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将该人被羁押的事实和应予羁押的情况通知已按照第6条第1款和第2款确定管辖权的缔约国，并在认为适当时，应立即通知其他有关缔约国。进行本条第1款所述调查的国家应迅速将调查结果通知上述缔约国，并应表明是否有意行使管辖权。
第八条
1.在第6条适用的情况下，被指控的罪犯所在领土的缔约国，如不将罪犯引渡，则无一例外且无论罪行是否在其领土内实施，应有义务毫不作无理拖延，即将案件送交其主管当局，以便通过其国内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起诉。主管当局应以处理本国法律中其他严重犯罪案件相同的方式作出决定。
2.如缔约国国内法准许引渡或交出一名本国国民，但规定该人遣返本国服刑，以执行要求引渡或交出该人的审讯或程序所判的刑罚，并且该国与要求引渡该人的国家皆同意这个办法及其认为适当的其他条件，则此种附有条件的引渡或交出应足以履行本条第1款所述义务。
第九条
1.第2条所述罪行应被视为包括在任何缔约国之间在本公约生效前已有的任何引渡条约中的可引渡罪行。缔约国承允将此类罪行作为可引渡罪行列入它们之间以后将要缔结的每一项引渡条约中。
2.以订有条约为引渡条件的缔约国，如收到未与其订有引渡条约的另一缔约国的引渡请求，被请求国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以本公约为就第2条所述罪行进行引渡的法律依据。引渡应符合被请求国法律规定的其他条件。
3.不以订有条约为引渡条件的缔约国，在符合被请求国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应把第2条所述的罪行作为它们之间可引渡的罪行。
4.如有必要，为缔约国间引渡的目的，第2条所述的罪行应视为不仅在发生地实施，而且也在按照第6条第1款和第2款的规定已确立其管辖权的国家的领土内实施。
5.缔约国间关于第2条所列罪行的所有引渡条约和安排的规定，只要与本公约不符的，均视为已在缔约国间作了修改。
第十条
1.缔约国应就对第2条所列罪行进行的调查和提起的刑事诉讼或引渡程序相互提供最大程度的协助，包括协助取得它们所掌握的为这些程序所需的证据。
2.缔约国应按照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关于相互法律协助的任何条约或其他安排履行本条第1款的义务。如无此类条约或安排，缔约国应按照各自的国内法相互提供协助。
第十一条
为了引渡或相互法律协助的目的，第2条所列的任何罪行不得视为政治罪行、同政治罪行有关的罪行或由政治动机引起的罪行。因此，就此种罪行提出的引渡或相互法律协助的请求，不可只以其涉及政治罪行、同政治罪行有关的罪行或由政治动机引起的罪行为由而加以拒绝。
第十二条
如被请求的缔约国有实质理由认为，请求为第2条所列罪行进行引渡或请求为此种罪行进行相互法律协助的目的是为了因某人的种族、宗教、国籍、族裔或政治观点而对该人进行起诉或惩罚，或认为顺从这一请求将使该人的情况因任何上述理由受到损害，则本公约的任何条款不应被解释为规定该国有引渡或提供相互法律协助的义务。
第十三条
1.被一缔约国拘押或在该国领土服刑的人，如被请求为作证、鉴定或提供协助的目的送往另一缔约国以取得调查或起诉本公约下的罪行所需的证据，则如满足以下条件可予移送：
(a)其本人自由表示知情的同意；和
(b)两国主管当局同意，但须符合两国认为适当的条件。
2.为本条的目的：
(a)被移送人被移交送往的国家应有权力和义务拘押被移送人，除非移送国另有要求或授权；
(b)被移送人被移交送往的国家应不加拖延地履行其义务，按照两国主管当局事先商定或另外商定将被移送人交还原移送国；
(c)被移送人被移交送往的国家不得要求原移送国为交还被移送人而提出引渡程序；
(d)被移送人在被移交送往的国家羁押期应折抵在移送国的服刑期。
3.除非获得按照本条将人移送的缔约国的同意，该人无论其国籍为何，不得因其在离开移送国领土前的行为或判罪，而对其起诉或拘留，或在被移交送往的国家领土内受到对其人身自由的任何其他限制。
第十四条
对因本公约而受拘留、受到其他措施对待或被起诉的任何人，应保证其获得公平待遇，包括享有符合所在国法律和包括国际人权法在内的国际法适用规定的一切权利与保障。
第十五条
缔约国应特别通过下列方式，在防止第2条所述的罪行方面进行合作：
(a)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措施，包括在必要时修改其国内立法，防止和制止在其领土内为在其领土以内或以外犯罪进行准备工作，还包括采取措施禁止那些鼓励、教唆、组织、蓄意资助或从事犯下第2条所列罪行的个人、团体和组织在其领土内进行非法活动；
(b)按照其国内法交换正确和经核实的情报，并协调旨在防止第2条所列罪行而采取的适当的行政及其他措施；
(c)酌情研究和发展侦测炸药和其他可造成死亡或人身伤害的有害物质的方法，就制订在炸药中加添识别剂的标准以便在爆炸发生后的调查中查明炸药来源的问题进行协商，交换关于预防措施的资料，并且在技术、设备和有关材料方面进行合作与转让。
第十六条
起诉被指控的罪犯的缔约国应按照其国内法或适用程序将诉讼的最后结果通知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应将此项资料分送其他缔约国。
第十七条
缔约国应以符合各国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的方式履行其按照本公约承担的义务。
第十八条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均不给予缔约国权利在另一缔约国境内行使管辖权和履行该另一缔约国当局根据本国国内法专有的职能。
第十九条
1.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影响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与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国家和个人其他权利、义务和责任。
2.武装冲突中武装部队的活动，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所理解的意义，由该法加以规定，不由本公约规定，而一国军队执行公务所进行的活动，由于是由国际法其他规则所规定的，本公约不加以规定。
第二十条
1.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缔约国之间有关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端，如在一合理时间内不能通过谈判解决，经其中一方要求，应交付仲裁。如自要求仲裁之日起六个月内，当事各方不能就仲裁的组成达成协议，其中任何一方可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申请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
2.在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时，一国可以声明不受本条第1款任何或全部规定的约束。对作出此种保留的任何缔约国而言，其他缔约国也不受这些规定的约束。
3.按照本条第2款作出保留的任何缔约国，可以在任何时候通知联合国秘书长撤销该保留。
第二十一条
1.本公约应自1998年1月12日至1999年12月31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给所有国家签字。
2.本公约须经批准、接受或核准。批准书、接受书或核准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
3.本公约应开放给任何国家加入。加入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
第二十二条
1.本公约应自第二十二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存联合国秘书长之日后第三十天开始生效。
2.对于在第二十二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存后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的每一个国家，本公约应在该国交存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后第三十天对该国开始生效。
第二十三条
1.任何缔约国得以书面通知联合国秘书长退出本公约。
2.退出应在联合国秘书长接到通知之日起一年后生效。
第二十四条
本公约原本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其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联合国秘书长应将本公约的核证无误副本分送所有国家。
本公约于1998年1月1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签字，下列签署人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本公约上签字，以资证明。

(签署人名单 略)